安庆战后，楚军节节胜利，太平天国的覆亡已经被写在议事日程上了。

但是奕詝看不到那一天了。

奕詝只求速死，病势日重一日，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就要到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加紧考虑着自己的后事。

朝中热河这边就是肃顺、载垣、端华等人，但是肃顺为人暴躁、跋扈，难保朕死后不会恃宠而骄，心生不轨。

热河这边肃顺是一派，北京那边奕訢也形成了一派，肃顺排斥外国人，奕訢交好外国人，两派一向不对付，尚且不知该如何收场。

宫里面是皇后和懿贵妃。懿贵妃的文化水平不高，皇后还不如她，这两个人只能起一个监督的作用，不能托付国事。

怎么办呢？

嗯……应该这么办。

有一天，奕詝召来了大阿哥载淳、皇后和懿贵妃，把自己的两方印，呃，两方玺，皇帝的印叫玺，拿了出来，一方刻着两个字—御赏，另一方刻着三个字—同道堂。他把“御赏”给了皇后，把“同道堂”给了大阿哥，让懿贵妃代为保管，嘱托她们，自己死后，新皇帝的诏书要盖上这两方玺，才能生效。

七月十六日深夜，昏迷了很久的奕詝突然苏醒过来，载淳、皇后、懿贵妃和以肃顺为首的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掌管内廷事务的官，一般由王公近臣担任）等近臣们都守在旁边。他们得到了御医的警告，皇帝这已经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国家大事都要在这一刻定下，所以都紧紧守着，寸步不敢离开。

奕詝现在格外清醒，他准备安排后事—立太子。但是，他已经无力书写诏书，于是示意军机大臣代笔。

军机大臣赶紧拿起笔来，听一句写一句，写了两道上谕。

第一道：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

第二道：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这样一切就都安排妥当了，让肃顺牵制奕訢，让皇后和懿贵妃牵制肃顺，懿贵妃和皇后同时又能互相牵制。

然后，奕詝把6岁的载淳叫到跟前，让儿子给八位顾命大臣作个揖。

儿子，看看这些大臣，记住他们的样子，他们都是国家的忠臣。以后朕不在了，你要听他们的话，不要贪玩。

也拜托你们，照顾好太子，照顾好大清，拜托了。

七月十七日晨，奕詝驾崩，在位11年，终年31岁，号文宗显皇帝。

奕詝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他虽然资质平平，却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勤于政事，坚韧不拔。但是他遇到了一个不好的时代，清朝二百年来的积弊和中国两千年来的积弊都在他这一朝总爆发，千钧的重担压到了他一个年轻皇帝的肩上。

他又是一个倒霉的皇帝。甫一即位，太平天国就揭竿而起。紧接着，安徽、河南的捻军，上海的小刀会，两广的天地会，都纷纷起义。贵州、云南、四川、西北，乱云密布。一时间天下大乱，中国大有土崩瓦解之危。

怎么办？

难道就不当这个皇帝了吗？

难道要为了逃避这副重担而弃天下于不顾吗？

不能。

所以，他只有咬着牙坚持。

可是结果呢，连头一个造反的太平天国还没搞定，英法联军又来了。

他不想重用曾国藩和奕訢，却又不得不重用他们；他不想与外国人来往，却又不得不与他们签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他拼命想做好，却总是失败；他明明想做个好皇帝，却眼睁睁看着国家受尽屈辱，受尽宰割而无能为力，临死都没能得到安庆收复的消息。

他不是一个无能的皇帝，他尽力了。事实上他早已经超越了他自己，他能够重用肃顺，重用曾国藩，重用奕訢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虽然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得已，但他毕竟做到了。他最终悲剧命运的造成固然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这个时代。

他是一个苦命天子，一个可怜的人。

接到皇上驾崩噩耗的当天，曾国藩非常难过，他表示“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然后，该写折子写折子，该批文件批文件，跟九弟聊了会天，写了几个挂屏和对联，夜里不睡觉又写了几个零字，一个扇面。

太难过了，我的字怎么可以这么好看？

咦，今天好像听说有个人死了，他是谁呢？

曾国藩把笔夹在嘴唇上，托着脑袋，认真地想。

皇上四哥始终不肯完全信任奕訢，刚接到奕訢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议时，他故意在批复中多加了“通商”两个字，成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意思就是说，通商之外的事你无权插手。

奕訢只好又上疏皇上四哥，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各国与中国交涉的时候，都因为臣等是总理大臣所以让臣等总理，如果他们看到里面加了一个“通商”，难免会怀疑臣等无权交涉通商之外的事宜，恐怕会多生事端，拟请节去“通商”二字，以免外国人有所借口。

皇上四哥这才同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才得以顺利建立起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清代简称“总理衙门”，也可以简称“总署”。

总理衙门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部门，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洋务大本营，负责主持对外交涉、通商、关税、招募华工、边防划界、水师练兵、购船造械、创办工厂、电报、铁路、矿务和近代教育事业等等一切涉外事务。不但取代了理藩院，而且俨然是一个与军机处分庭抗礼的第二政府。

按照条约，英法两国公使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使馆，两国公使从此常驻北京。此后，俄国、美国、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日本、荷兰等等各国纷纷请求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奕訢也都先后同意了。于是东交民巷成为了中外知名的使馆区。

四五月间，中国的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因病回国。这个李泰国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领着中国的工资，但在中国跟英法联军谈判时却对中国恣意威胁，帮英法联军攫取利益。

清朝廷上下早就对他不满，走了正好。

他的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英国人赫德署理。

赫德，英国北爱尔兰人，毕业于女王大学（今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之后来到中国。早年在英国领事馆担任翻译，后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

这个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外国人，也是近代少有的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

赫德到达北京时，英使卜鲁斯推荐他觐见奕訢。赫德向奕訢呈上了自己拟定的七份清单，两份禀呈，阐述了海关税务和海关弊端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奕訢觉得这个赫德的建议很中肯，而且感觉赫德对中国人的态度很温和，完全不像那个李泰国那么嚣张，再加上赫德还懂汉语，奕訢对他好感顿生，跟他议定了海关通商章程。

而赫德本人也积极要求上进，极力争取总理衙门，尤其是奕訢对他的支持，经常为奕訢提出税务、洋务，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建议，主动出谋划策。赫德为人沉着自制、彬彬有礼，熟悉中国官场礼节，很快就赢得了满朝大臣的交口称赞。

慢慢地，奕訢有了让他取代李泰国的想法。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中国的沿海地区要开放给外国人做生意。但是中国闭关锁国的日子太久了，而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又是中国败给外国人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以中国沿海地区从官员到百姓都极度抵制条约，仇视外国人。

许多沿海城市找各种借口拒绝外国人入城，还有的虽然允许外国人入城，但却对他们做生意进行各种限制，更有官员暗中煽动民众闹事，袭击外国人。外国领事抗议的时候，当地官员就把为首闹事的几个民众抓起来，让他们来背黑锅。

奕訢严格遵守条约的规定，以领班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身份尽力弹压，必要的时候，连皇上四哥的圣旨都要请出来，最终强制各沿海城市无条件实行了对外开放，严格履行了条约的条款。

我们今天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对外开放总是比闭关锁国要好。即使没有英法联军，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没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的沿海地区也应该开放，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虽然当时的老百姓未必理解，虽然很多人有所谓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担忧，虽然还有人骂奕訢卖国求荣。

但是，经过这一百余年历史的检验，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奕訢是对的。

奕詝驾崩后，热河方面就由肃顺等八大臣和懿贵妃、皇后共同处理朝政。

懿贵妃和皇后跟肃顺早有嫌怨，尤其是懿贵妃，对肃顺是恨得牙根痒。

原来呀，懿贵妃和皇后当初逃往热河的时候，因为路上的饭菜难以下咽，曾派太监去求肃顺，让他给加个小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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