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想接这个办团练的差使。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太困难,另一方面自己有孝在身。
他只是一个文官,从来没打过仗,更不用说什么练兵、选将、筹饷了,通通的不会,而且打败了是要担责任的。更何况退一万步说,皇帝本来就不待见自己,就是打赢了,也难保他不会起猜忌之心,干出鸟尽弓藏的事来。他虽然有建功立业之心,但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接不了这个活。干脆,就以自己重孝在身为由辞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来了。他这个朋友的名字叫郭嵩焘。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进士出身,时任翰林院庶吉士。
这个人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先驱者,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郭嵩焘是曾国藩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时的同学,也是曾国藩的知交好友。他、曾国藩和另一个叫刘蓉的同学,是当年岳麓书院的三剑客。这个刘蓉也是个猛人,我们后面会讲到。
曾国藩过去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他对两个老友的思念之情:
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云暗乾坤隘,风来户牖鸣。
孤吟无与赏,寸憾浩纵横。
郭嵩焘此来本是为吊唁曾国藩的母亲,现在听说皇帝任命他做帮办团练大臣,非常高兴,力劝他出山。但是曾国藩有一层顾虑,他担心戴孝出山会留下不孝之名,恐怕天下人耻笑。郭嵩焘为了打消他这层顾虑,又力劝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老爷子,向他陈说家国大义,请老爷子以父亲的身份命令曾国藩出山。
曾麟书老爷子深明大义,接受了郭嵩焘的建议,于是,他以父亲的身份命令曾国藩戴孝出山。这样曾国藩出山就是遵从父命,就不算是不孝了。没了这层顾虑,曾国藩就答应出山了。不过他还趁机还了个价,那就是让郭嵩焘加入他的幕府,帮他出谋划策。郭嵩焘也答应了。
于是,曾国藩上疏朝廷,说臣遵旨办理团练。不过曾国藩是文章高手,又很会变通。他在“团练”这个词上动了点脑筋,故意把意思写得很模糊,隐隐约约透露出自己要训练一支可以自由统带、流动作战的机动兵团的想法。
奕詝也没仔细看,就给准了。
那曾国藩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
下面我想大体讲讲清代军制的那些事,可能有点繁琐,不喜欢看的可以直接跳过。
清朝主要有两种军队—八旗和绿营,但是这两种军队都腐化得厉害。
清朝的军人身份是世袭的。
八旗兵是当年清军入关时满蒙汉八旗的子孙后代,根正苗红,待遇也好,一年到头不用干一丁点活,就有丰厚的工资可以领。但是他们也腐化得最厉害。
当年康熙朝平定三藩的时候,八旗兵的战斗力就已经很不堪一击了。八年的平定三藩之战,基本上都是绿营兵打的。之后,国家但凡有仗基本上都是绿营在打。到了清朝晚期这个时候,比当年康熙朝又晚了一百八十年,八旗兵已经完全不能打仗了,大部分连打架都不会。八旗子弟已经成了提笼遛鸟、看戏打牌、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绿营兵跟八旗兵比起来基本上也是半斤八两,一样没用。绿营兵是当年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官军的子孙后代,为了区别于八旗的旗号,打绿旗做标志,所以叫绿营。
绿营兵平时要承担地方繁重的劳役,修个城墙啊,运个粮食啊,通个下水道之类的,战时又要给八旗兵打前锋、当后勤,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工资还不够花。很多绿营兵平时为了养家糊口,还做点小本生意,蹦个爆米花啊,烤个羊肉串什么的。平时根本就没有人去参加训练。再加上军官为了贪污,经常吃空额,就是虚报编制,多领几个人头的工钱。绿营兵的编制有很多根本就不足数,很多平时操练看着很壮观的队伍里都是临时拉来的群众演员。
而且真正到了打仗的时候,清朝廷为了防止兵权过于集中,威胁朝廷,经常是东派一队人,西派一队人,七拼八凑成一支上万人的杂牌军。再临时找一个跟士兵关系不熟、跟皇帝比较熟的人当将军来指挥作战,打完仗,各回各家。这样虽然可以防止将领拥兵作乱,但是经常会造成一个书呆子指挥一群乌合之众的情况。
这样的军队,即使是诸葛亮重生,岳武穆再世,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
所以,曾国藩决定,要自己编练一支新军队。这支军队因为是在湖南招募的,湖南属于古楚地,所以日后得名“楚军”,后世称之为“湘军”。
曾国藩建军的第一原则是生死不弃。过去的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因为杂七杂八,又少经训练,打了胜仗还好。一旦打了败仗,士兵都只顾着自己逃命,根本想不到抵抗,于是就常常会一溃千里。
曾国藩认为,“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而太平军却正好相反,上下团结,誓同生死,因此常常能以少胜多。
所以,他下决心要练成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充满团队精神的军队。
所以,他尽可能地在一个地方招募军队,加强士兵之间的血缘、地缘纽带。这样,打起仗来,同村的老少爷们、左邻右舍一起抄家伙,大家感情深厚,能同生死,共进退,其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
再者,就是募兵与选将的原则。他打算取法戚家军。
戚家军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自己招募、训练而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性质跟团练差不多,只有区区几千人。但士兵意志顽强,武艺高超,操练精熟,常常能打败十倍于己的倭寇。戚继光就是凭着这支军队,数年之间,荡平了东南沿海全部的倭寇,彻底平息了倭寇之患。
曾国藩认为,士兵招募要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者,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也就是说他要打造一支纯洁的队伍,那些兵痞子、兵油子们,平时欺压百姓,战时贪生怕死惯了的,通通的不要。
关于选将,他说: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四者缺一不可。
因此,楚军上层将领中文士出身的为多,这给楚军带来了一股文人特有的刚烈、憨直的精神。所以楚军士兵往往能吃苦,而且不怕死。
第三,就是他的编制和饷银制度。他最初设想,这支军队最起码要有上万人。一支上万人的队伍,必须要有严格的编制。
他规定,以营为单位,一营五百人,设营官。每营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设哨官一名。每哨分八队,每队设什长一名。各营由大帅亲自统领,曾国藩本人担任大帅。
曾国藩在军饷方面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他把楚军的月饷定为白银四两二钱。这个数字远高于士兵在家务农挣的钱,又略低于绿营的战时最高收入,既能吸引士兵,又不会因为有收买兵心之嫌而惹朝廷猜忌,真的是用心良苦!
而且绿营的饷很少发足,往往只发到二三成。所以曾国藩参照的这个绿营战时最高饷银数字只是账面上的,实际远远达不到。因此,楚军士兵每月的饷银实际上是绿营的好几倍。
此外,曾国藩又别出心裁,给每营配备了一百二十人的长夫承担劳役,这样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分开,彻底改变了过去军队里兵、役混杂的情况,开了军队现代化的先河。
当然了,曾国藩也不是活菩萨,为了防止饷银断顿和士兵离营,他后来就先发一小部分军饷,大部分先欠着,等士兵放假或遣散回家的时候,再一股脑地给他们补齐。这样极大地缓解了筹饷的压力,又把士兵牢牢地摁在了营里,可谓一举两得,就是有点损。
不过,欠钱的是大爷,借钱的是孙子,自古皆然。你把饷银发足了,这帮猴崽子们拿了银子就跑了,所以曾国藩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
曾国藩对士兵的训练也很有风格。他的训和练是分开的。
训就是向他们灌输忠君爱国、保乡守土的思想,使之成为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士兵有了主义,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战时就往往能以一当十。
练就是对士兵的操练。为了迁就这些不识字的大头兵,他给楚军制定的军规非常简单,也很通俗易懂。
军规突出一个“勤”字,让士兵在每时每刻都有课程可做。
他强调勤的作用,曾说: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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