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盖得差不多了以后，他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猪圈挖粪做肥。头回去猪圈时，带头的老农不穿鞋子，大伙为了表示来学习的诚意，也都跟着脱掉鞋子。结果到了晚上回屋睡觉时，所有人都躺下了，不一会儿，突然有人说：“哪个的脚这么臭？！”顷刻间所有人都心虚地坐起来闻自己的脚，动作齐整得像吹哨起床一样。闻过了，多数人都要到河边去再洗第二遍甚至第三遍，河里的鱼儿闻到这味儿，都直往他们的脚趾头上撞。

邱秋入伍的第一个年头，舅舅仍然在没完没了的“扎根”中煎熬。那时候，波及全国的知青运动已基本进入疲态，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大多是云南知青的水深火热，而小舅的信中，永远是轻快诙谐，趣事不断。他在长长的三十多封家信里总共发过一回牢骚，就是眼看有机会逃离苦海去上学了，不料在体检中查出心脏早搏给卡下了。平心而论，我觉得这档子事要是被自己遇上，一准儿是要昏天暗地了，可在我小舅的日记里，却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似的，他说自己以往看不上工厂招工，总觉得自己要么当兵，要么上大学，都是更好的出路，可现在看来，这两条路怕是都没指望了，下次再有工厂招工，真的也得去为那张表格和生产队革委会的大印拼命了。

我想不出小舅钟黎会如何去拼命，但却知道男女“拼命”的方式大有不同。没吃过猪肉，却早已见过猪跑了。那是唯一一个男儿无论如何也无法“当自强”的年代，他们眼瞅着那些会来事儿的女孩先用一点点“小便宜”给自己争取一个不必风吹日晒出大力的俏活儿，在用自己的身体去换那别人打破头也抢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表格。他们看着这一切，完全无能为力，一点办法也没有。当然，男孩中也有脑袋活泛善搞“上层关系”的，可这些灵光儿的脑瓜八成也要有物质或权力的支撑，他们纷纷托亲戚托朋友，千里万里地弄来几条“大中华”或是两斤“大白兔”（奶糖），挑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像某些女孩儿那样鬼鬼祟祟地去敲“管事儿”的大门，让某个有点小权力却也要养着一家老小的男人在物质与肉体之间做一场终极的抉择。

“为招工表格拼命”是我收到小舅的最后一封信。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又连续给舅舅去了两封信，第一封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第二封直接被退了回来，信封的左上角还被贴了白条——“查无此人”。

当时小舅的下乡地点是个大伙儿叫不上名字的边远山区，在我国西南边陲漫长的边境线上，有无数个类似这样的小村小镇。我和小舅的通信一直是秘密进行，家里无人知晓。小舅当时留给我的是昆明一个小镇的地址，说是他在云南结交的一个哥们儿的家，他告诉我，只要把信寄到那儿，一准儿很快就有人捎给他。难道这家人搬走了？或者是小舅已被招工回城，有了梦寐以求的一份工作，一切正在安顿中？我揣着疑团又过了半个月。

这一天傍晚，日头还没落山，刚刚收工的知青们在院里冲冲洗洗的时候，队长突然在外面喊：“包裹来喽！”一院子女孩儿都冲出去，异口同声地问：“谁的！？”“小茜的！”所有羡慕的目光在我身上聚焦了不到一秒后，大伙儿蜂拥而上，我反而给落在后面挤不进去了。那时的私有财产转化为公有财产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任何的手续和过度。女孩儿们已经尝过了我爸妈从广州市给我寄的朥饼和乌榄，我的几个姨千里迢迢给我这个外甥女邮来的香芋条和夹心饼干也被她们打了牙祭，可唯独这一次，她们一拥而上又很快一哄而散，因为小小的包裹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供她们塞塞牙缝儿的吃食，拨开层层的包装，静静躺在小盒里的只有一对儿不怎么起眼的银手镯。手镯下面压了一张字条：我还在觌沟，放心。镯子是缅甸的朋友送的，你离广州市近，回家时帮我送到邻居邱大伯家，说是我送邱秋的。字迹是我小舅没错。

知青点儿管理得很严，一年只能回一次家。你能猜到第一次放假我去了哪里。事实上我只在广州点了个卯就坐上了奔往云南的火车。点卯是因为我需要进行一次大采购，穷家富路的道理我知道，头一回脱离集体的大旅行我可不能亏待了自己，更何况对云南那边知青的生活条件早有耳闻，所以我尽可能地想给小舅多带些“私货口粮”。

到达觌沟时是下午四五点的光景，刚下过雨，太阳却已经迫不及待地露出了脸。一个女孩在自家的院门口守着两个大木盆吭哧吭哧地洗衣服，女孩儿穿着短袖衫，胳膊滚圆滚圆的，两个脸蛋儿已经晒成了暗红色。要等几年以后，当了医生的我才知道这种特有的“高原红”是常年的日光灼伤后毛细血管扩张的结果，高原的女孩倒是省了胭脂钱，可这两抹太阳留下的手笔，确实到老也退不掉了的。

比奇屋 www.biqi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