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妈始终没有要被葬进“抚娘娘”坟的迹向，我爸似乎对她有点惧怕。奇迹的出现无法让他欣喜有个婆娘可以携手到老，而是终日阴郁目露畏惧，跟其他抚娘村人并无区别。不过我爸终究只是个胆小木讷的老山农，支撑家庭是他唯一可奋斗的目标，他竟然还愿意挤出微薄的收入供我一个女娃去镇外读书，这是大多数抚娘村男人不愿意的付出。

他的这种付出，应是我妈始终没有逃走的原因之一吧。她经常独自上山下山，明明有太多次机会可以一去不复返。我爸也并不像其他的抚娘村民，总是盯牢女人们的一举一动。我爸每天神情复杂地目送我妈离家劳作，却不见他去限制过她的自由。甚至有时候，我怀疑他是愿意让我妈找到机会逃走的。因为我妈迟迟未被葬进“抚娘娘坟”，使他懦弱的脊梁艰难地承受着村人明目张胆的指指戳戳。

但从我记事起，我爸妈始终像对正常结合的山村夫妇，既不恩爱也不见散伙，互相扶持着枯燥的生活，一辈子也许就这么着了。

所以，父母双全并被他们宠爱着的童年应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但这种平淡中穿插零星诡事的抚娘村生活，只持续到我初中毕业。

迈入少女期的我风吹草长青葱渐蜕，并出人意料地考上一所市级高中。学校在需要乘车翻出好几座大山才能到达的地级市里。这是我玩了命努力的结果，也是唯一能考到最远的学校。

然而，作为抚娘村近百年来唯一考出镇的女娃，我不得不面对村民们令人费解的焦躁难安。他们经常三五一聚地在我家院门外指指点点，就像许久前对待我妈的不亡。幸好我对此并无压力，除了无法消弥对出生地的牵连，我在精神上对抚娘村及其村人怀着极其疏离的淡漠，包括对那条跟书本上的唯物主义完全相悖的神秘诡咒。

学校离家太远而需要住宿，我的心因此沉迷于如何适应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之中。那些时髦多金谈吐洋气的高中同学让我既自卑又向往，假期回抚娘村就变成一项不情不愿的义务。

而我疾蹿的个头和初现丰盈的身材，也常常让双亲有些措手不及。

于是从高二的寒假开始，我妈匆忙地着手准备起我的嫁妆。她那狭小的纺织间里堆满丝线和各式布料，用来制作样式古老的绣扎底鞋或盘复杂的婚袍等等。其实嫁人这事对一个十几岁的有志少女来说，似乎还隔了一个世纪那么的遥远。不过，出生在抚娘村的女娃在月事之后大多会被送出村去，想来我也不会例外。只不过，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穿着那身式样陈旧的红绸婚裙，被迫将一生禁锢进一个陌生男人的怀抱。

幸好我的性征发育莫名迟缓，胸部只隆起两坨粉白的小包，跟一米六的个头难以匹配。我还想像不出自己跟个男人能做出些什么，但我妈依旧执着地在灯下，用一台咯吱响作响的老式缝纫机剪剪缝缝，坚持不懈地在布料上描绣那些繁琐的纹。

她经常一言不发并满面悒郁地注视着我。作为抚娘村的女人，我注定嫁离才能平安，这个认知或许让她有些伤感。

而我一直在猜我妈是从哪里来的，不过从来没有张口问过，她不会说更不曾见过其拿笔，应该也不能指望她在地图上点个明白。

在我家里，她被拐来这事在被刻意地忽略。数年前有警察押着两个人贩子挨家挨户的敲门巡查。他们技巧性地问我妈是否被拐，在我爸慌乱的神情中，我妈始终摇头，自然得好像这确是事实。

那些警察在抚娘村注定是一无所获的。他们敏感地发现村中没有其他成年女性，只有为数不多的孩子及男人。顾村长给他们的解释是妇女们都翻山去了外镇，起码要过三四天才能回来。过两天是镇集日，山农的婆娘们通常会扛着家里大半年的收成去交易，留下男人继续农作和照顾小孩，这是附近很多村镇的习俗。

于是警察们只能开着车又走了，毕竟抚娘村也就那不满百户的人家，而人贩子们坚决不承认拐卖过女人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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