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比较作孽,我妈是我爸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总共了两万块和一麻袋野鸡干,搭上我爷爷最后一点棺材本,是当时家里能拿出来的全部财产。
八十年代末期,两万块还是挺值钱的,在村里盖两间青砖黑瓦的毛坯房绰绰有余,但用来买我妈这个价算是半卖半送了吧,她是个哑巴,能听不能说,左眼基本是瞎的,还有些木头木脑,听人讲话经常没反应,智商有无问题也不得而知。贩子把她拐出几千公里才发现这些问题,他估算我妈那张略带异域风情的脸或许能卖出个价钱,于是在路过抚娘村时,就地打折处理了。
我爸当时已年过四十,实打实的老光棍一个,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两点一线,活到眼角的皱纹都能夹得死蚊子了,却连女人的裤腰带都没摸过,活着就为等死一样没有盼头。所以能以付得起的代价买到一个鲜活的女人,对他来说绝对不亚于瞌睡掉枕头。
听说那天他跟人贩子敲定价钱后,当即扔下锄头飞奔回家,然后揣着我爷爷塞给的一万块棺材本和攒了五年的存款,拎着一麻袋本可以在集市上卖个好价钱的山珍,终于换到了我妈。
人贩当然不知道我爸如此兴奋的深层原因。我出生的地方叫“抚娘村”,一个基本不可能用正常手段讨到老婆的鬼地方。
我说的这个“鬼地方”,可就是词面上的意思。
你应该在大江南北都看过这种腔调的山村,数十里的山坪上散踞稀稀落落的砖土瓦房,葱绿山色衬映木门柴蓠,也许会是美术生眼里的写生好风景。但同其他穷乡僻壤一样,这里的女人成年后就匆忙嫁离,也不见有外头的再嫁进来。村里年轻男丁基本都会出山寻生计娶老婆,而像我爸这种只会在深山里种田打猎的,没女人抱的日子过到实在过不下去,就想方设法从人贩子手里买一个。
买女人这种事通常要倾尽家财的,更要命的是就算没有警察来查拐,抚娘村的男人们还是收获不到一个能白头偕老的婆娘,这才是这村子与别处最大的不同之处。周遭数百公里的山民们几乎都知道一个阴森的秘密:嫁进抚娘村的女人只能生一次娃,并且生育后的五年内,必定会血崩而亡。
这条居心叵测的恶咒验证了几百年,至于从哪年开始起兴风作浪的,想是没有人再记得了。
于是,抚娘村的男人只能靠不停地买进外乡的女人来延续香火,就像一只只完成交配就吞噬配偶的雌螳螂。
如果光说贫穷,抚娘村不算得太离谱。终年雾气缭绕的绵绵山脉环村而卧,似乎蕴藏着不被外人了解的宝藏,每年会有些盗猎和倒文物的偷偷摸摸来收购些不清不白的玩意儿,所以一些胆儿肥的村民咬咬牙,还是能盖得起混凝土瓷砖墙的小洋楼。
但有什么用呢,路过的外村女人如听见前方经过“抚娘村”,个个都会面如土色绕走三里。
我爸一辈子没怎么离开过村子和它重峦叠嶂的群山,他长得精悍强壮却又胆小木讷,几乎不敢碰任何会吃牢饭的事,买下我妈并在床上绑了她三天三夜,大概是他一生仅有一次拼尽勇气的勾当了。
然后,就有了我。
我出世后的第七天夜里,爷爷突然就走了,听说死相很奇怪。两条腿直挺挺地倒挂在床,上半身连着脑袋一起磕碎在青石板铺就的地板上,血和脑浆一夜淌干,死得一声不吭直到天明才被发现。顾村长说他可能半夜想起身撒尿,老眼昏又加上睡前喝了点酒,跌得实在不巧。这是个不见陌生人的封闭山村,人们之间知根晓底,想来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着去谋害一个半截身已埋土的老头,何况还穷得叮当响,连棺材本都给儿子买了老婆。
爷爷之死理所当然地草草结了案。
抚娘村人的死亡似乎从来不需要警察医生死亡证等正常流程的介入,他们与现代社会规则之间的需要,仅限于一些利益上的互惠,譬如每年扶贫资助的申请及给一些慈善基金贡献几张感恩涕零的相片。
而各种离奇的死亡,我想对村人来说就像自家丑陋而羞涩的下体,任何外人都别想触碰。
爷爷栖身在一副没来得及上漆的柏板棺材里,被葬在后北山的某处。我爸每年会抽出一天的时间,拎上两坛白酒和一竹篓香烛纸钱,爬六个时辰的山路去看他,且从来不带上我妈和我。
因此,我不可能记得爷爷长啥样,也没有大人在我面前提起过他,除了村里几个嘴碎的孩子。关于我爷爷的零星传闻都是他们从家人的闲聊中听来的,又支离破碎地转述给我,其中有没有添油加醋无从考证。而我爸或许觉得爷爷的死似乎寓意着某种难以明述的不详预兆,不再提起才最好。
只不过,关于死者的八卦总是阴魂不散,这是抚娘村扭曲的阴暗日常。
出生在这个恶名远播的不详山地,生母又是个双重残疾的外乡女人,出生后至亲又莫名惨死,怎么看我都该长成一个阴郁又乖僻的小孩,而事实是我出人意料的活泼阳光,既不哑也不瞎,容貌秀丽聪明伶俐,五岁之后还成为村里孩子们中的一霸,日子过得还算恣意舒坦。
唯一的遗憾是个女的。
在抚娘村,女人一直是被咒诅的对象,从没有出现过被宽恕的奇迹,然而它却在我妈身上默默地发生了。
在我吃过五岁的生日面好久好久,她依旧像块趴在洪流下的卵石,在村人们惊诧的眼神里坚韧平淡地活过了一年又一年。而后几年里又有两个女人被卖了进来,无一例外地验证了无解的血腥谜咒。只有我妈,用自己木然的沉默嘲驳了每年对她即将死去的预言,像被一种神秘强大的力量所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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