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的第四股势力是益州当地的土著士族，这是刘备既拉拢又打击的一个集团。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期间对当地土著时宽时严，终致失控，以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三国志·吕乂传》载：“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22]。这则记载从侧面反映出益州以蜀郡为代表的益州大姓士族隐匿了大量的人口，作为自己的“荫户”，可见他们有多么强大的势力。为了得到益州士族的支持，蜀汉政权处处注意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入蜀之初，刘备集团中有些人“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这种严重损害当地士族利益的建议立刻遭到赵云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另外，蜀汉政权也吸收了大量的本地士人，尤其是大姓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参与到政权的建设中来，如诸葛亮对秦宓和杜微的任用是尊重益州知识分子的表现，提拔和录用张嶷、马忠、谯周则是拉拢益州大族的作法。
尽管如此，益州豪强中还是有心怀不满的怨恨者，公开反对蜀汉政权的就有广汉郡郪县大族李邈。李邈曾经陆续被提拔为益州从事、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但他却始终反对蜀汉政权，以致于在诸葛亮死后人们都悲痛万分，只有他兴高采烈，还要对诸葛亮之死进行庆祝。最后，他被后主刘禅依法处死。同样受到蜀汉政权惩处的益州人士还有彭羕。彭羕家族是广汉郡著名的大姓家族，刘备任命他担任治中从事。但是彭羕生性傲慢，举止轻狂，行为不端，诸葛亮看到这一点后建议刘备将其贬为江阳太守。彭羕却心怀不满，居然去煽动马超谋反：“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听后立即上报，彭羕于是被处死。由此可见，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这就注定了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拥护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从以上四个派系不难发现，刘备的嫡系军队和荆襄集团相对于益州的刘璋旧部和益州士族是外来的“入侵者”，当地人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自然会生出一种反抗心态，这就迫使新生的蜀汉政权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调整对内政策，缓和外来政权与当地民众的矛盾。同时，四大派系本身及彼此之间的矛盾亟需尽快改善。如何妥善处理派系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和谐相处，刘备和诸葛亮想到了一个和自己同样强悍的外来者——马超。
三、马超为蜀汉解决内部矛盾所起的作用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一直受羌、氐等胡族的骚扰，建安十九年刘备夺取成都之后，不仅要面对曹魏、孙吴的军事威胁，还要抵御羌、氐的时时寇边，同时处理好政权的组织建设问题。于是，刘备一方面把荆州的长沙、桂阳两郡交给孙权以巩固吴蜀联盟，另一方面攻取曹魏汉中以攻代守确保了益州的安全。除此之外，命令马超北督临沮。这一招实在巧妙，马超这一支机动部队对外可以解除曹魏、孙吴和胡族的军事压力，对内则可以震慑益州上下，暂缓派系矛盾。
马超是扶风茂陵人，祖上是东汉开国元勋马援，父亲马腾于灵帝末年镇压过羌、氐的叛乱，后官至前将军。马超深受家庭的影响，“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他所率领的关西兵“羽长矛，非精选前锋，不可挡也”。在与曹操的交锋中，曾杀得曹军丢盔弃甲，连曹操都不得不感叹“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马超投奔张鲁后，招纳了百顷氐王千万，从而使这一支氐族部队成为了自己的部曲。刘备围城都时，马超“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张鲁大将杨白等人也有谋害他的打算，于是在李恢说降下投降了刘备。当马超率军至成都城下时，“城中震怖，璋即稽首”，迫于马超军强大的压力，刘璋不战而降。《典略》上有这样的记载：“备闻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未至一旬而成都溃。”
这则材料充分说明了马超和他的凉州兵团对益州的威慑力，他的到来为蜀汉增添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马超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穷途末路时投靠刘备，所以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刘备的信任换来了马超的忠诚，他以一个强悍的外来者身份，挟巴蜀所畏惧的胡兵平衡政局。有了马超的坐镇，蜀汉就可不必担心边境胡族的骚扰而安心内政经营和外御强敌。
刘备对马超的优待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刚入成都，就封其为平西将军，称王后拜左将军，假节，与关羽、张飞、黄忠同列而超出了功绩远远大于自己的赵云（翊军将军），刘备称帝后，马超又升至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这是刘备以皇帝身份正式宣布马超在益州及汉中这块胡汉杂居地域中种族地缘上的重要地位。后来刘备又应马超死前遗愿，厚待其从弟马岱，马超的女儿也嫁给了刘备之子刘理。
四、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的影响和教训
马超死于章武二年，也就是刘备伐吴大败的那一年，章武三年刘备病故，蜀汉政权进入到了由盛转衰的阶段。除了伐吴消耗大量兵力、财力的缘故外，内部的人事关系处理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蜀汉政权内部派系的纷争，使蜀汉人才匮乏
魏、蜀、吴三国之中，蜀汉政权是最弱小的，既不占“天时”，也没有“地利”，因此要想巩固统治，谋求发展，实现与魏、吴的长期对抗，必须以“人和”为基础，就是要在人才培养和人事关系方面和谐发展。但是自马超、刘备相继死后，蜀汉政权并没有做好这一点。在刘备嫡军中，赵云未尽其用，他总是充当一个“保镖”的角色，而未能发挥其统御之才。荆州集团中的魏延不能处理好与其他将领的关系，最终成为派系纷争的牺牲品。后起之秀里面，被诸葛亮誉为“凉州上士”的姜维，虽然与马超同是凉州起家然后投降蜀汉，但却不能像马超那样震撼巴蜀了，居然还得外出避祸，实在令人叹息。因为没有诸葛亮的依法治蜀，就不会有清明的政治环境。派系的纷争限制了人才的选拔，从而使蜀汉政权人才匮乏，无法形成文臣武将辈出的局面。
（二）派系纷争使得蜀汉许多战略无法得到实施，影响政权的发展
刘备称王之后没有及时安排诸葛亮等人回军协防荆州，却只安排最亲信的关羽、糜芳等人来负责荆州事务。这些刘备嫡军中的将领在荆州没有社会基础，同时还要承担北伐的重任，这就给孙权创造了偷袭良机，隆中路线无法实现，实属严重失误。此外，诸葛亮北伐不采用魏延奇计和对马谡的错误使用都使得许多时候功亏一篑。
（三）派系纷争使蜀汉政权内部分裂，加速了蜀汉政权的灭亡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先纵容杨仪除掉魏延，使蜀汉后期仅剩的一位名将被冤杀，后又以诽谤朝廷罪逼死了杨仪。当此魏晋嬗代之际，吴蜀两国却日益衰败，其中蜀汉政权内部自相残杀，使得政权元气大伤，益州当地人对此政权渐渐失去了信心，离心力量越来越大，最后政权内部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公开投降，分化了抵抗力量，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蜀汉政权的初期尽管也有派系内部的矛盾和派系间小范围的摩擦，但由于刘备、诸葛亮制定了合理的用人策略及马超凉州军团的坐镇，这些矛盾没有被扩大和激化。而在马超、刘备相继去世后，派系纷争逐渐抬头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在诸葛亮病故后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就是蜀汉政权在三国鼎立的过程中丧失了能与北方强大政权抗衡的力量，政局混乱，人心动荡，最先灭亡。
本文来自看书網小说
比奇屋 www.biqi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