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献帝表》看蜀汉内部矛盾

摘要：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蜀国从建立伊始就被内部派系间的矛盾斗争所困扰，内部的四个派系纷争不断，政权一度出现危机。 刘备、诸葛亮作为政权的统治者巧妙地利用了刚刚加入蜀汉的马超凉州军事集团，凭借马超在益州和汉中独特的种族和地缘优势，压制且平衡了政权矛盾，各派系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随着刘备时代的结束和刘禅时代的到来，派系纷争逐渐抬头，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蜀汉政权疲于内耗而灭亡。

关键词：蜀汉政权；派系；《进献帝表》；内部矛盾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夏，刘备攻占汉中，秋，刘备自称汉中王，并且给汉献帝上了两份表。第一份表是其属下上献帝为刘备请王的，第二份表是刘备自己写给皇帝的，说明自己称王乃是“群僚见逼，迫臣以义”[1]，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2]。其中这第一份表，也就是群僚上献帝的这份表中，领衔上奏的是投降刘备后寸功未立却官拜平西将军的马超，这绝不是单单由官职高低决定的，它还向我们暗示了蜀汉政权潜在的内部矛盾。目前学术界对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的研究多集中在蜀汉用人策略及处理与当地士族的关系方面。而本文将从《进献帝表》中的疑窦入手，逐步剖析蜀汉内部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一、《进献帝表》中的疑窦

陈寿在《三国志》中这样记载：“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献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

按照东汉官制，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和征北将军这“四征将军”的官阶要比平东、平西、平南、平北这“四平将军”的官阶高。《通典》记载：“四征将军皆汉魏以来置……魏黄初中，位次三公”，“……平西将军……并汉魏闲置”。另外《通典》上还说明了军师将军只能算作监军，官阶在征西将军之下。如果仅从官阶上看，诸葛亮不应排在黄忠之前，而马超也不该排在这些人中的首位。此外，马超的最高官位是骠骑将军，超过了蜀汉其他将领。《通典》载“汉兴，置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皆金印紫绶，位次上卿”。这说明马超在蜀汉政权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为平衡朝局，巩固政权乃至保卫边境安宁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刘备如此看重马超是因为蜀汉政权复杂的内部矛盾需要一股强大的外力以平衡政局。

二、蜀汉政权复杂的内部矛盾

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成都，接管了益州，自领益州牧，蜀汉政权初步建立。然而这刚刚建立的政权就已经派系林立，派系内部的不和，派系之间的攻讦开始出现，政局不稳的隐患渐渐凸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就在于刘备军长期流动带来的派系纷争。蜀汉政权大致上可以分为四股势力，并且每股势力都有很难调和的矛盾。

（一）刘备起兵时的嫡系部队中的矛盾

刘备起于寒微，涿郡起兵时结交了关羽、张飞、简雍，尤其与关、张二人更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关、张二人同样“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流亡徐州，投靠曹操，依附袁绍之时，又有孙乾、糜竺、糜芳、赵云等人来投，从而构成了刘备军的基础力量。可以说这时这支以刘备为领导，关、张、赵为将，简、孙、糜为谋的军队是后来壮大刘备军中的嫡系部队。他们跟随刘备的时间最长，与刘备的关系最密切，是刘备最信任的部下。比如，在取得益州之后，刘备就把镇守荆州的重任交给了关羽。再比如，刘备出征常常让赵云保护家眷。《三国志》中记载：“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室。”可见对赵云极为信任。有了这支忠贞不贰的嫡系部队，刘备就有能力在群雄割据的时代成为一个暂时无用武之地的英雄。

就是这样一支以亲信为主要将领的队伍，竟然会出现很不和谐的音符。关羽在攻打樊城之际，时任南郡太守的糜芳和将军傅士仁因“素皆嫌羽轻自己”，而“不悉相救”，反而投降孙吴，致使关羽兵败被杀。刘备过分的任人唯亲，只相信关羽的个人能力，成都攻略后没有安排一个得力助手回防荆州，任由关羽北伐曹魏，这才使孙吴有机可乘，奇袭荆州得手。同样，张飞也是被自己的部下所害。这一方面是由于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刘备嫡军中的重要将领不能与手下很好团结，没有形成凝聚力，在困难时刻则无法实施有效的应变措施，从而使这支部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二）荆襄人才集团从外到内的摩擦

刘备军以客军身份投靠荆州牧刘表后，结识了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士人集团，并延揽群士，充实力量。史载“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荆楚群士，从之入云”。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刘备借清查荆州管内户口之机，发动丁壮参加自己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武装力量。赤壁之战后，刘备凭借刘表之子刘琦的关系，夺得了荆州八郡中的南方四郡，即武陵郡、桂阳郡、长沙郡和零陵郡，又从孙权处借得南郡。这时又有一大批刘表部下和当地人才归附刘备。“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这些人中，文有庞统、马良、伊籍，武有黄忠、魏延、刘封。荆襄人才的依附使刘备军实力迅速壮大，有了荆州五郡的刘备终于可以放手做一番事业了，但是这些新投靠的文武与刘备的嫡系将领闹出了很多不愉快。

关羽一直看不起黄忠。刘备称王后，加封关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羽闻黄忠位与己并，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除此之外，荆襄人才集团内部也存在矛盾，这主要体现在诸葛亮的小圈子排挤魏延一例。诸葛亮很爱惜魏延之才，但他周围的人就不一样了。魏延文武兼备，自追随刘备以来，出生入死多立战功，是蜀汉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他在担任汉中太守时，一直确保边境无事。尽管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但性格上却“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这就使得魏延很难与诸葛亮的小圈子，如杨议等人和睦相处，最终在诸葛亮死后的内讧中被杀，不能不令人惋惜。总之，荆襄人才集团在刘备嫡军和自身内部中间都有摩擦，在蜀汉政权初步建立后，整个集团处于刘备嫡军和益州当地官僚之间的尴尬境地艰难发展，然而凭借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政治举措和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质、人格魅力，荆襄人才集团几乎成了蜀汉政权的“形象代言”。诸葛亮病故后，内忧和外患在集团中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令集团瓦解。

（三）刘璋旧部内部分裂

得到荆州五郡的刘备军这时已初具规模，诸葛亮隆中对策所提出三分天下的形势日趋明朗，但是荆州的地盘还远远不足以与曹操、孙权抗衡。“这是一个四战之地，不可能长久这样存在下去，只有向割据势力较弱的一环——益州去发展”。于是，从建安十六年刘备入蜀到建安十九年攻占成都，刘备政权对刘璋旧部进行拉拢。刘璋集团内的实力派人物吴懿就是刘备首先拉拢的对象。刘备通过娶吴懿之妹为妻赢得了刘璋旧部的普遍认同，这种婚姻完全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通过一系列的拉拢，刘璋集团中的许多精英都被刘备和诸葛亮争取过去了，如法正、李严、孟达、董和、黄权、许靖等人。

新生的蜀汉政权一片朝气蓬勃之象，但刘备、诸葛亮在对刘璋旧部任用上的两个重要失误，导致了这个集团内部产生了分裂。第一个失误是法正的权力过大。法正被刘备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后，成为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二号谋臣，拥有很大的权力。法正利用手中之权“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引起了益州当地人和旧官僚的不满，诸葛亮对此却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许多旧官僚因与法正不和从“亲刘”倒向了“亲益”，与益州大族站到了一边，如李严、黄权、董和，而与法正关系密切的人，则成为了政权的新贵，如孟达、李恢。法正与其他旧官僚的矛盾由此升级为益州大族与蜀汉政权的矛盾。第二个失误是逼反孟达。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派孟达攻打房陵以便呼应荆州的关羽北伐。在这次战役中，房陵太守蒯祺，也就是诸葛亮的姐夫，被孟达兵所杀。孟达一举拿下房陵立了大功，可刘备这时却莫名其妙地派养子刘封统领孟达军。这样，攻占房陵的功劳就被刘封抢走了，孟达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此时的关羽正遭曹、孙两方夹攻，派人向刘封、孟达求救，刘封对此置之不理，孟达刚被夺了军权，“现在还有可能成为‘不救关羽’的替罪羊”，于是只好被迫降魏。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是刘备虽然极力拉拢刘璋旧部，但骨子里是不放心的，在刘备当政的时期，除法正外，刘备对刘璋旧部只有尊重而没有信任。这种状况直到诸葛亮秉政时期才有所好转，出仕的当地士人才慢慢多起来。

（四）益州士族势力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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