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接到请杀李宪的奏章，并没有什么反应。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帝王了，神宗非常清楚：李宪不是过朕的一条走狗，如果这个太监胆敢有什异动，朕有一百种方法弄死他。所以，虽然文官集团对太监掌兵众意汹汹，在神宗的帝王意志之下也只好委曲求全。

这其实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后果。变法运动大大提高了皇帝的权威，强化了君主**，让神宗真正实现了“独断专行”。宋朝立国以来的所谓“祖宗之法”其实就是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对武将严防死守，二是与士大夫（文官）共治天下。所以，神宗之前的宋朝皇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言九鼎，皇帝在发号施令之前，必须要充分考虑文官集团的意见，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向文官集团妥协。与此相对应的，许多的文官都以和皇帝叫板为荣，甚至经常干预皇帝私人生活（知道为啥皇帝喜欢任用太监了吧）。经过王安石变法的一顿权力乱斗之后，许多有威望、有个性的老臣们都被整的提前退休，而新法又减少了许多制约皇帝的制度设计，这就给神宗创造了独断专行的土壤。

什么叫做独断专行？那可不止是任用一个太监这么简单。我们看一下这五路大军的统帅，他们分别是：统领熙河、秦凤两军的李宪，统领鄜（fū）延军的种谔，统领环庆军的高遵裕，统领泾原军的刘昌祚，以及统领河东军的王中正。

五路统帅之中，李宪、王中正都是太监，他们是神宗身边真正的奴才。高遵裕是神宗母亲高太后的叔叔，也就是神宗的外叔公，历史上对他这类人有个专业名词：外戚。种谔是名将种世衡的儿子，种家将的二代头领，但他们家原先是文官系统出身，后来才转任武职，并不是杨家将、折家将那类武士之家，可以算作文官。五路统帅之中，只有一个刘昌祚是职业军人的后代，然而，他虽然是一路大军的统帅，却接到皇帝圣旨，要服从王中正这个太监的节制，也就是说，他是个没有决策权的傀儡。

这个人事组合是不是有点奇怪？一场投入举国之力的战争，一场意图灭亡他人国家的战争。实际操作人是两个太监、一个外戚、一个文官、一个武将。这个团队从组建伊始，内部就是矛盾重重的。

身为名将之子，同时本身又是名将的种谔完全看不起李宪，他认为李宪是沾了王韶的光，而李宪其人并无才略。种谔和王韶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游侠，个性张扬，只能领导别人而不能被人领导。而且，这一次的五路伐夏，最早就是种谔策划的！是他最先打探到西夏内乱的消息，还写了一份详尽的作战计划。种谔带着这份精心炮制的作战方案进京，向神宗皇帝当面汇报，告诉皇帝说，他要把西夏国主像抓小鸡仔一样，提着胳膊拎回来。神宗能下定决心出兵，很大程度上是收到种谔的鼓动。

种谔的年龄上只比王韶大三岁，但是资历要比王韶老的多。在王韶还在南方某县城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青年种谔已经是“知清涧城”，也就是要塞司令员那样的高级军官，而且取得了逼降西夏上万精锐部队的辉煌战果。当然这点成就和王韶的河湟大捷相比不免有些失色，但现在王韶不在了，凭什么不让他种谔来挑大梁？反而要他配合一个死太监？

矛盾不止如此，同样身为太监的王中正也不服李宪。大家都是太监，我的才能也不比你差的，凭什么你就能当主帅？你也就是命好，沾了王韶的光。

刘昌祚对外戚高遵裕其实也是很不爽的，但是宋朝有打压武将的习惯，身为职业军人的刘昌祚倒是习惯了对各种上级委曲求全。后来的历史证明，刘昌祚是个非常顾全大局的人。他或许是这次行动五人领导小组中，唯一一个严格遵守命令的将领。

这就是神宗独断专行的后果。五大兵团的司令官，出于各自的利益和意气，互相之间貌合神离，从一开始就为整个行动埋下了重大隐患。这个严重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发现，然而神宗却并不理会。

元丰四年（1081年）八月，北宋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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