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谟沉吟片刻，还是点了点头。

下午，杨涟和孙承宗一起进宫面见天颜，天启在乾清宫召见了两人，一如杨涟所料，天启只是敷衍，顾左右而言其他，绝口不提海禁的事情。

九月十六日，督议院十七人联名上《陈海禁利弊疏》，在其中狠批了海禁政策，要求天启废除诏令，恢复市舶司和督饷馆，天启权当没看见，按惯例扔到火筐了事。

下午，毕自严将注好的《海关税务总司章程》递还给了天启，上面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修改建议。

九月十七日，天启将修改后的《章程》送往内阁，听取阁臣意见。

“第一条，在户部下新立海关税务总司，总理海贸关税，下设司长一名，司务四名，征税额度、货目皆由总司制定。第二条，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天津设立五处通商口岸，于口岸置海关衙门，负责查验出入关船货物，并以货计税。第三条，于广州港设立西洋行，西洋各国海船只得于洋行内贸易，出行贩货者皆视为走私。第四条，废除票引制度，凡需从口岸出洋者，可向海关衙门报备，衙门审理合格后皆可发关碟放行。第五条……”

《章程》一共十七条，毕自严在天启的大架子上，绞尽脑汁设计了一套相当完善的海关制度，周嘉谟一边念着，其余三人提着笔边听边把重要的地方记下来，免得等会儿找不到话说。

好半天过去，周嘉谟总算念完了，杨涟立刻发问：“明明是五口通商，西洋行却只在广州一处设立，那剩下的四口岂不是只能做转手的买卖？”他很敏锐的察觉到了天启这一安排的深意，湖广南接两广，楚党在广州影响力巨大，而东林和浙党对广州却毫无掌控力，将西洋通商的便利安排在广州，很明显就是为了拉拢楚党。

“西夷兵锋威利，若是处处通商，难保不起祸端，将口岸限制于广州一处，朝廷严加管制，反倒是上策。”王佐在内阁待了两年，渐渐也进入了角色。他是工部出身，人低式微，以前他只会装聋作哑，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最多投个弃权票，但是慢慢的，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齐楚党的利益在说话，所以腰杆越挺越直，也不怕跟杨涟和孙承宗吵架。

“那为何不设置于上海、天津，偏偏要置于广州？”杨涟不甘示弱地反问。

“西夷来船，广州港为最近之路，置于广州可免大半舟楫路耗，有何不可？况且上海毗邻漕运，一旦生事，漕粮遭难则京师危急。至于天津，国都所在，冒然袒露在西夷面前，更非善事。”王佐毕竟是工部出身，一说到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那就是他知识的舒适区了。

“能不能再加一个洋行口岸？南北各一个，这样既方便控制，也方便商人们贸易。”孙承宗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已经六十岁了，没有那个心气儿和这些年轻人比嗓门。

“没那个必要，四方商人贩货至广州，洋商再从广州贩货至西洋，此为上策，不应变更。”王佐越说越觉得广州洋行的利润惊人，以后全国的商人要买洋卖洋都得到广州来，广州将会成为一个吸纳全中国贸易的黑洞，等于是彻底垄断了对西洋的贸易。

他这一番话无意中也给把杨涟给点醒了，“是啊，你广州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其他四个口岸就只能望着、盼着能分残羹冷饭？你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撑死那也是我自己的本事，你该望着就得望着！”王佐寸步不让，态度非常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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