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之下，短短三个月时间，绢帛等丝织品的价格从每匹六两一路飙升至每匹十三两，涨幅超过100%，连带着原材料的价格也跟着上涨，生丝从二两银子一斤涨到了五两银子，直接翻了三倍，宁波市舶司课税太监一月三报，说日本生丝进口量猛然上涨。

由于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关系，日本的白银外流严重，岛内银价略高于大陆，海商从日本以每斤一两三钱的价格购买生丝，运回大陆后随即以五两每斤的价格售出，由于生丝并不属于奢侈品，所以只征收10%的基本税，海商从生丝贸易中获利超过三倍。

大量日本生丝的流入严重挤压了本地生丝的市场，养蚕户为了维持销售，不得不采取降价策略，日本生丝卖五两，本地生丝就卖四两，由此又引发了一轮价格战，从天启二年十一月到天启三年二月，生丝价格从六两银子的高位一路下跌，最低时甚至跌破了每斤一两七钱，这样的价格，已经让海商无利可图。

但是在生丝价格的反复拉锯中，丝织品的价格却依然保持着稳步上涨的态势，到了天启三年的二月，南直隶每匹绢的售价已经攀升到十七两白银，十匹绢就能在南京城里买一座小院，如此高昂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购买力极限。但高昂的丝织品价格也催生了一件好事，南直隶地区织户的数量不断上涨，特别是生丝价格下跌之后，很多小织坊主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开始添置更多织机，雇佣更多工人，扩大生产。

尽管丝织品售价如此之高，但是南京税关收到的绢税却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一方面是销售的数量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很可能有商人在囤货，毕竟丝帛不会过期，在仓库里放个几年也无所谓。

就在这一片病态的欣欣向荣之中，有人戳破了绢帛的价格泡沫。四月，当一匹绢价格升至十八两时，苏州突然售出一大批低价绢帛，每匹竟然才九两银子，闻讯而来的民众将其一抢而空。随即，在整个南直隶地区，一个商人集团开始大规模倾销低价绢帛，价格从五两至九两不等。

刚刚扩大生产织坊主们，顿时陷入了困境之中，拦腰斩断的绢匹价格导致利润猛降，织坊主们无奈只能开始裁员。然而被裁撤的织户此时已经错过了农时，就算想回去种地都不行，大量非农人口出现，导致南直隶的粮价也开始上涨，没了收入更买不起粮食的失业织户们，顿时成了一个火药桶。

“王爷，时候差不多了，淮王和德王那边都交代清楚了，只要您竖起大旗，他们立马影从。”汪贵垂手站在福王的身后，福王正搂着一个**的婢女上下其手，汪贵眼皮低垂，视若无睹。

“可算准备好了，你告诉那个领头的，事成之后，本王封他做将军。”

天启三年四月二十八，苏州、南京两地几乎同时爆发了织工起义，苏州两千织工率众攻占府衙，知府纳银五十两后，竟然被释放了。南京四千余织工则于夜里袭击税关衙门，以棍棒仗死税吏一人，挟持三人，抢夺待上缴税款三十万两，随后又将税关衙门的大门砸毁。

第二天一早，南京织工领袖冯一元命人于城中各处张贴告示，“我织工勤奋为业，日夜碌食。朝廷不思我疾苦，反课我以重税，实为苛政。今我织工率众为号，不枉杀一人，不掠取一物，只为苍天求一活路。”冯一元一面张贴告示，一面率众向直隶衙门进军，南京大小五十余官员吓得面无人色，遣南京户部侍郎肖劲去与织工谈判，织工们倒是没有为难他们，官员们每人给了一百两银子的“赎身钱”后，便悉数被赶出了南京城。

苏州、南京相继沦陷，两路起义军合兵一处，奉冯一元为大将军，打起了“弊除苛政，还我生息”的大旗，四处纠集不满的百姓。五月一日，天启得知此消息，立刻命浙江备倭将军韩平领兵两万平叛。然而，等平叛大军赶到南京的时候，冯一元早已募集起了一支三万多人的庞大军队，韩平轻敌冒进，被冯一元在南京城南十里伏击，大败而还。

携此大胜之威，冯一元大肆攻占苏浙地区，东部各州府相继沦陷。就在这时，六月初三，福王发布“讨奸臣书”，说如今叛军四起，都是因为皇帝无德，听信身边小人谗言，苛政百姓，昭示天下要“清君侧”。一天后，淮王、德王于淮安和济南相继起兵，奉福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同时联络南京的冯一元，封他为平南将军。

“这些个藩王，真真就没一个安好心的！”天启将急报摔在桌子上，“着兵部急调宣大、辽东兵马四万至京师，再令福建、广州、湖南兵备道急发五万兵马至九江，以防逆党西进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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