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3年，李炎到唐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左神策军”总部调研考察，翰林学士崔铉写了一个叫《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的“通讯”，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抚降于唐朝的回鹘首领嗢没斯等史实。也即是举世闻名的《神策军碑》。

成书后，李炎又命柳公权书写。因为奉旨的原因，所书之字端庄森严，较之早两年书写的《玄秘塔碑》更为苍劲精练，后世称其为柳公权“生平第一妙迹”。

原碑藏于禁宫重地，外人也极为少见。虽有“碑拓”，但数量极少，主要用来颁赐群臣，但流传不广。后来，原石碑灭于战火，《神策军碑》自此湮灭人间。

1951年，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收到一个重要文物情报：定居在香港的收藏家陈清华有意出售一部分藏书。

郑振铎收到这个消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陈愿意转让藏品。担心的怕财力不济，无法满足陈清华的胃口。那时新中国刚建立，穷得叮当响，有那么点银子都用在最重要的地方。这购买藏品的事似乎不在此行列。

就在这个时候，更糟糕的消息传来：倭寇也有意欲向陈收购藏品，而且已经三番几次和陈接触。

紧急之下，郑振铎向时任共和国总理的***详细汇报了此事。周总理当即就批出了80万元，托付郑务必让珍贵文物回归故里。当时80万大概相等于一个中等县1年的财政收入，称得上“巨款”。

得到巨款后，郑振铎找了三个重量级人物，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收藏家徐伯郊、国家图书馆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4人组成一个团队和陈清华就购买事宜进行了商谈。

最终才从陈手里将收藏品拿下来，并分别在1955年和1965年，两次回购藏书。

1965年那次，有一份从没面世的古籍---《神策军碑》，引起了郑振铎注意，隐约中感觉事关重大。随后，他立即组织了专家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鉴定。

专家考证时发现，北宋末期，著名词人李清照的老公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曾著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这与从陈清华手里所得恰好相同。

《金石录》还载：原拓本分装成上下两册，可惜下册已不知去向。由此，《神策军碑》也被专家定为北宋所拓，世上仅存的孤本。

消失了整整1722年的《神策军碑》终于重现人间。

此本上册最早归属南宋权相贾似道，贾似道被抄家之后，由宋朝内务府收藏，到了元朝时候，由翰林国史院收藏；元灭后，又由明朝内务府收藏；明亡后，先后由清人孙承泽、梁清标、安仪周、张蓉舫等人递藏，直到最后的收藏家陈清华。

这些机构和人也都在《神策军碑》拓本上，盖了大量的藏书印有和章，成为典籍千年流转的印记。

随后，《神策军碑》拓本被藏于北京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写就《神策军碑》后，柳公权也来了人生的巅峰，以国宝印象级书法大师存在于世。

847年，唐宣宗李忱即位，给柳公权颁发了“少师”荣誉称号，表彰他对国家的突出贡献。因此，后世有人称柳公权为柳少师。

李忱经常将柳公权请到殿前，让他随便写，爱写什么是什么，写完就赏，相当拉风。

858年，元旦朝会，年已80的柳公权带着群臣向李忱称颂祝贺。在称贺之后，本要为李忱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但柳公权却将其误称“光武和孝”，因此遭御史弹劾，罚了一季的俸禄。

1年后，为国家服务了53年的柳公权退休，用自己的大半生演绎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也有人攻击他官瘾大，都老得走不动了还不舍得离开岗位。人言可畏，黑白都是一句话。

6年后，也即是公元865年，一代书法大师柳公权去世。

现今在陕西铜川让义村北面约1公里处有一墓园，柳氏兄弟柳公权和柳公绰便安葬在此，哥哥墓在东，弟弟墓在西，生时相互搀扶，死后相守千年，也是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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