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法律完全禁止收受利息，那么同样也收不到理想的效果。这么以来，许多人就会借入资金；而出借人呢，则都会向借款人索取相当的报酬，还会为了回避违反法律的风险而向借款人要求相当的补偿。孟德斯鸠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地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他的作品还包括《波斯人信札》和《罗马盛衰原因论》。——译者注说，所有回教国家都收取高利息率的原因：一是法律禁止利息；二是借出的款项很难收回，与他们的贫穷没有关系。

投资是很容易遇到意外损失的，这时的最低普通利润率，就需要在除去这个意外损失的基础上还有剩余。因为，只有这一剩余，才是投资者的纯利润或净利润。这一剩余，以及用以补偿意外损失的部分，就构成了普通的总利润。只有纯利润，才与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成比例。

即使是非常谨慎地出借资金，也有可能会受到意外损失。因此，最低普通利息率和最低普通利润率一样，也需要在除去借贷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的基础上还有剩余。当然了，如果借款者是出于慈善心或友情而出借资金的，那么他也可以不收取这笔利息。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已经达到了极值，而且投入各行业的资本都达到了最大限度，那么该国的普通纯利润率，以及这种利润能够负担的普通市场利息率，就会很低。这么以来，能够靠货币利息而生活的人，就只有大富豪了；而小有产者和中等有产者，则都不得不亲自监督自己所拥有的资本的使用状况；几乎所有人，都有成为从事某种产业的实业家的必要。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今日的荷兰。在当今荷兰，只有实业家才算得上时髦人物。几乎所有人，都因为生活需要而习惯了经营某种行业。这一习俗，支配了当地的时尚。如果一个人穿的服装或是所从事的实业跟别人不一样，就会被人笑话。如果一个无所事事的游惰者置身于一群实业家当中，那么他一定会像一个置身于军队的文官一样尴尬，甚至还会被人轻视。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也许是除去大部分商品价格中的地租部分之后，仅剩的足够支付商品生产及上市所需的最低劳动工资。地主要想让劳动者从事工作，总得设法养活他们。但是，劳动者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未必都是地主给付的。在孟加拉，东印度公司职员经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率，恐怕达到了最高利润率。通常情况下，利润升降必定会影响到市场利息率对普通纯利润率的比例。在英国商人眼中，适中而合理的利润是两倍于利息的。这适中而合理的利润，我想就是普通利润吧。如果一国的普通纯利润率为8%或10%，那么借款经营者将其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返还给借款人，也许是合理的。担负资本风险的，是给出借人保险的借款人，而不是出借人。在大部分行业，补偿不辞辛苦运用资本且担负这种保险所冒风险的足够报酬，是4%或5%的普通纯利润率。但是，如果一国的普通利润率很低或很高，那么其利息和纯利润的比例就不可能像上述情况那样。如果利润率很低，利息可能就不足利润的一半；而如果利润率很高，其利息就可能会超过一半的利润。

如果一国财富迅速增加，那么其高劳动工资可以用许多商品的低利润来弥补。这样的话，它们的商品售价，就能够与繁荣程度和劳动工资都较低的邻国的商品一样低廉。

实际上，高利润比高工资更能抬高生产物的价格。比如，如果麻布制造厂的梳麻工、纺工、织工等的日工资都能提高2便士，那么1匹麻布在价格上必须增高的数额，就等于2便士与生产这匹麻布的工人数、工作日数的乘积。商品价格中的工资部分，会随着制造阶段的推进以算术级数增加。但是，如果所有雇主的利润都抬高了5%，那么商品价格中的利润部分，就会随着制造阶段的推进以几何级数增加。也就是说，梳麻工的雇主卖麻布的价格，是雇主所垫付材料和工人工资的全部价值再增加5%之后的价格。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纺工和织工的雇主。

所以，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抬高所起的作用，就像单利对债务积累所起的作用一样；而利润增高所起的作用，就像复利所起的作用一样。由于高工资提高了物价，从而减少了国内外商品的销路，所以我国商人和制造者都对高工资的“恶果”大发牢骚；但是，他们却只字不提高利润的“恶果”，因为他们自己得利了。这些商人和制造者，只要看到他人得利，就会对由此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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