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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财富正迅速增加的国家，也会因为获得新领土或开发新的经营行业而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由于该国的资本满足不了这些新领域的需要，所以它就只能选择那些利润最大的行业去投资。而能够满足这些新行业的资本，必须是以前投在其他行业、现在又被撤回来的一部分资本。这么以来，旧行业的竞争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激烈，各种货物的市场供应量也会跟着减少。
货物的供应量减少，势必会或多或少地抬升货物的价格。于是，经营者的利润就会更大，其借入资金的利息率也会比以前更高。在英法战争结束不久的近期，良好信用者，甚至是伦敦一些大商号，借款的利息率一般都是5%。而他们在战前所付的利息，一般都没有超过4%或45%。这种现象，并不是我们英国资财减少的结果，而是因为我国在占领北美和西印度之后，我国的领土与商业都增加了。由于增加了很多新业务，而资本还是原来的那些旧资本，所以很多行业的资本量必然会因为增加的新业务而减少。结果，那些旧行业的竞争就会趋于缓和，所以其利润也必然会增加。所以，我相信大不列颠的资财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巨大费用而减少。我为什么会这么确信的原因，我以后再说明。
用来维护产业的社会资财的减少，会降低劳动工资，增加资本利润以及货币利息。由于劳动工资降低了，剩余的资本所有者以货品形式向市场提供的资金就比以前少了，而且他们出售货物的价格也更高了。费的工资较少，货物的售价反而更高，这两个方面就使得农业家的利润大幅增加了。于是，利息也就跟着升高了。
在孟加拉以及东印度的其他英属殖民地，就可以非常容易而快速地获得巨大资产。这一事实证明，贫苦地方有非常高的劳动工资、非常大的资本利润、非常高的货币利息。在孟加拉，农民借入资金的利息率往往达到40%、50%甚至60%，此外，还要用下一期的收获物当抵押品。地主要想获得这种高利息率的利润，必然要预先垫付几乎全部地租和大部分的利润。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的各个地方，由于总督涸泽而渔的暴政，利息率似乎都一样高。我们从西塞罗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1月3日至前43年12月7日），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古罗马Arpinum的奴隶主骑士家庭，以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从事过律师工作，后进入政界，开始时期倾向平民派，以后成为贵族派；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政治联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克·安东尼（公元前82年至前30年）派人杀害。——译者注的书简得知，即使是有道德的布鲁塔斯，也曾经在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是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屿，为地中海第三大岛，因为岛上盛产丝柏树（Cypress），故得名（一说出自希腊语，意为“产铜之岛”）。塞浦路斯岛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所在地，它还是爱神维纳斯的故乡。——译者注借过款，而且利息率高达48%。
如果一国已经把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位置都充分利用了，那么它所获得的财富也就基本上不可能再增加了。如果它还处于尚未退步的状态，那么可能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都会很低。如果一国的人口已经完全达到其领土或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那么该国这时的职业竞争也必然相当激烈。这样，劳动工资就会降低到只够维持现有劳动者生计的水平，人口也会稠密得不可能再增加。如果一国的资本超过了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那么各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了其行业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限度。这样的话，各地方的竞争就会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而其普通利润则会降到最低水平。
不过，国民财富达到这种程度的国家，似乎一个也没有。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中国，也许在许久以前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富有程度。如果中国改变法制，或许它的国民财富还会超过现在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如果它不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其港口，那么它就可以经营那些只有在不同于其现有法制的制度下才能经营的多种交易。
另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富者或大资本家享有很大程度的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却不但不安全，还随时可能被下级官吏以执行法律的借口而强行掠夺，那么其国内投在各行业的资本，也都将难以满足其行业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限度。无论是在哪种行业，如果贫者被压迫，那么富者必然会垄断该行业，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在中国，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据说是高达12%的普通利息率。
如果一国的法律有缺陷，那么它的利息率，有时可能会因此而大大增高到超过其贫富状况所需的程度。如果契约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所有借款人几乎都可以不讲信用，就像法制修明国度里的那些破产者或信用不好的人一样。当破产者向出借人借款，而出借人又不确定能不能收回借款时，出借人就会向破产者索取借款时通常需要支付的高利息。侵略罗马帝国西部各地的民族，一般都是一些未开化的民族。长期以来，这些民族的契约都是靠当事人的信义来履行的，而很少有王朝的裁判过问。这种情况，可能是当时利息率会达到那么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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