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嗣打了一场隔岸观火的战争。

有时候，这也是必要的，并非胆小怕事，无所作为。

公元416年八月，东晋的太尉刘裕出师北伐，大军的矛头直指后秦，攻击方势如破竹，被攻击方节节败退。

而拓跋嗣，就待在黄河的北边，和他的威震天下的魏国骑兵一块儿，像看一场比赛一样，观看着战局发展。

其实对于拓跋嗣来说，他们鲜卑族人待在中州土地上，偶然会有一种身为客人的感觉，这也难怪，毕竟他们来到这里的时间还不够长久，更加关键的是，他们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还不能得心应手的应付这里的各种事务，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这里远没有自己北方的老家更让自己感到舒服。

后秦的羌族人这种感觉要稍微轻一点，可是他们也同样会有这种感觉。做客的感觉。

要想彻底消除这种感觉，办法倒是也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时间来消除它，那些心底里烙印着根的印象的一代人全都一个一个的死去了，新长起来的一代人，没有了丝毫的那种印象，再经历几代，连印象的影子也没有了，遥远的根脉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可信的传说，那时候，他们将会彻底融入当地文化之中。

而那些原来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即使不得不离开了，他们仍然对这里怀有无限的感情，他们渴望重新回来，再度拥有，他们对这里有一种主人的感觉，他们想回来的时候，理直气壮。

东晋人的北伐，就是带着这种感觉来的。

黄河流域，才是中国正统的中心地区。跑到了长江以南去建立的政权，都叫作偏安。偏安的政权总会受到别再偏安了的舆论的影响，想一想或者做一做北伐中原这件事。从东吴、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免不了要这样。但是都没有成功。这就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隔着长江进行北伐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像认为蜀汉政权隔着山路无法出来取得成功一样。这种意见一直都是有道理的，很多人都认为是真理。一直到了明朝，朱元璋开始定都在金陵，后来统一了全中国，成功了，这种论调才不提了。

隔着长江可以，隔着山区也可以，隔着沙漠也可以。关键是征服者的实力和决心，再加上被征服者的混乱与不堪一击。诸葛亮的北伐中原没有能够成功，原因在于当时正处于曹魏政权的鼎盛时期。所谓在铁和石头上刻字难，而摧枯拉朽则比较容易。

现在东晋大举北伐，攻打后秦，正是摧枯拉朽之势。

后秦已经奄奄一息。公元414年，姚兴病重，朝廷里面马上发生内乱，几乎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所以在415年崔浩论证后秦将要灭亡时，大家才不感到是故弄玄虚。到了416年二月，五十一岁的姚兴病死了，皇宫之内大乱，朝廷之内大乱，全国之内大乱，新皇帝坐不稳位子，觉得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形势危如累卵，可是又回天无力，于是就召开了百官会议，大家一起哭泣。君臣都成了这副熊样，后秦的下场可想而知。

其实后秦这块肥肉，四周的国家全都看在了眼里，大家都跃跃欲试。其中就包括那个被姚兴精心培植起来的一个敌人——刘勃勃，夏国的国王，现在就正在盯着这块肥肉馋涎欲滴。而作为后秦有着婚姻关系的盟国的魏国，也同样有从中渔利的想法。

不过，他们都没有动手，因为，东晋人从长江南岸跳过来，志在必得的抢先动手了。

东晋政权是公元317年建立的，大汉王朝灭亡之后，天下大乱，那些没出息的割据势力一个一个被兼并之后，三国鼎立，三国的皇帝都换成了没出息的窝囊废，所谓亡国之君，于是三国归晋，这是西晋，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就非常的没出息，结果西晋刚刚开国就看着病入膏肓，他的继承人们一个个被臣下们欺负得不成样子，然后他的地盘也被大家分割得七零八落，反正不属于他司马家的了。司马家族的一个后人叫作司马睿，他跑到了长江以南去另立中央，这样建立起了东晋政权。

东晋政权连头带尾算是存在了103年，它总是摇摇晃晃，从来就没有强大过。在全中国，它经常是显得软弱可欺，只是隔了一条长江，古人过江打仗不容易，才能够勉强苟延残喘。在东晋这个国家内部，中央政府总显得手无缚鸡之力，摇摇欲坠，老是被手握重兵的权臣欺负得欲哭无泪或者涕泪交流。偶尔也会出现一个忠心耿耿又很能干的大臣，他一定会被排挤得啥也干不成。他们跨过长江、打回老家去的决心虽然不够，但是自己内部自己人打自己人还是很有心得的，于是经常打一个血流成河。

东晋王朝虽然显得很没有出息，但是他们对于中原土地的领主意识倒是也根深蒂固，北伐也曾经有过，不过都无果而终。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尝试过北伐，其中庾亮和殷浩的北伐行动更像是虚张声势的政治行动，徒有其名，不得要领，兴师动众，劳而无功。桓温的北伐有一定的气象，但是野心压倒一切，凭借北伐积累政治资本之后跑回家里闹事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因此先胜后败，前功尽弃，劳民伤财，南辕北辙。只有祖逖的北伐气势如虹，他的闻鸡起舞的故事很是励志，他的击楫中流的誓言也是掷地有声，他以白手起家的精神来经营朝廷的事业，竟然能够发展壮大，收复黄河以南地区，而且他的耿耿忠心可贯日月，他的志气与功业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最后呢，敌人没有把他打倒，从东晋王朝这个大后方背后射来的冷箭把他给射伤了，朝廷猜忌他，他忧愤而死，这样的英雄上哪里去再找一个，于是东晋的北伐，最有希望的一次，功败垂成。

这说明，腐朽的东晋王朝，是不配北伐成功，统一全国的。

但是，虽然如此，仍然有了这一次北伐，而且，这次北伐可圈可点，战果骄人。

不过，这已经是东晋王朝回光返照式的一次战绩了。

这次战绩的辉煌，与带兵的统帅分不开。这位统帅的名字叫作刘裕，小字寄奴。他的这次北伐，历史上一致评价说：气吞万里！南宋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在他的词作里慨叹：“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种称赞并不过分，刘裕是当得起的。

刘裕还干了一件英雄的事情，就是，他北伐成功之后，看到东晋王朝已经腐烂到了骨子里，无药可救了，他就踢开这具死尸，老实不客气的自己当了家，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建立了刘宋王朝。他把那些出去以来的衰弱的根子拔出来扔掉，一时间脱胎换骨，气象一新，等到他的儿子刘义隆的时候，国家管理就造就成为那个时代最为兴盛的“元嘉之治”，这当然全靠了他奠定的坚实基础。因此，历史上一致认为，刘裕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建树的皇帝。

现在就是这个刘裕，把东晋的烂糟透顶的烂摊子收拾一番之后，又带着一个世纪以来只擅长打败仗、不擅长打胜仗，只擅长窝里斗、不擅长打外敌的东晋军队，来打北方英勇善战的少数民族的军队来了。

而且还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势如破竹，心想事成。

神吗？不神。偶然吗？侥幸吗？不。

当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一些智谋之士就有这种直觉，他们觉得刘裕要胜利。因为后秦太乱太差劲了，更因为这个刘裕太能干了。

刘裕出生在京口，也就是江苏镇江。他当了皇帝之后把自己的先祖一直追溯到了刘邦的弟弟那里，又附会出了一些真龙天命之类的传说。不过不管老祖宗时代富也罢，穷也罢，到了他这里就只剩下卖草鞋为生了。年轻时他不识字，爱赌博，欠了赌债，被债主绑到树上揍。后来他参了军，去了大名鼎鼎的北府军，再后来，他当上了一个北府旧将孙无终手下的司马。这个时期他好像没有什么事迹可谈的。

东晋的朝政很**，两极分化越来越厉害，上层的士族越来越腐朽，啥都不会干，下层的老百姓越来越穷苦，从早干到晚，没的吃饭。于是人心思乱。公元399年，浙江绍兴地区爆发了孙恩叛乱，东南八郡竟然都卷了进去，东晋朝廷岌岌可危，从朝廷到地方上，那些平时养尊处优的官僚们和无用的名士们都惊恐万状。于是朝廷赶紧派遣重兵前去平定叛乱，这场战争起起伏伏打了三年，刘裕打出了将军的名声，他不但打出一连串的胜仗，而且军纪严明，在所有的将军之中享有出众的声誉。他因为战功被封为建武将军，领下邳太守。他率领着水军对孙恩穷追不舍，终于把他追得无路可走，只好投海死了。

这时候，刘裕声名鹊起，他有些地方看起来跟其他将领很不一样，比如他老是打胜仗，比如别人都喜欢抢劫，他的军队却不干，比如他既会指挥陆军又会指挥水军，等等。

又一场叛乱发生了，这次叛乱规模更大，刘裕平定叛乱后立下的功劳也更大。

这一次是东晋的军方最大实力派桓玄造反了。他父亲桓温当年就曾经把东晋朝廷最大的军事集团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势力，并曾经指挥着军队攻入了都城建康，把整个东晋******都变成了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地方，皇帝当成当不成也由他说了算，最后忍不住了自己还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没有弄成就死了。现在桓玄继续****父亲曾经干过的事情，以及想干却没有弄成的事情。他先是掌握了军权，成为全国最大的军队首长。然后掌握了政权，在朝廷中由他说了算。接着他又往前迈了一步，他亲自当了皇帝，换了朝廷，把自己的势力弄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现在整个晋国还有谁敢跟他过不去，还有谁能够跟他匹敌呢？没有对手了。可是仅仅三个月后，刘裕就起兵了，他一鼓作气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桓玄打了个一败涂地，桓玄只好逃跑，然后他的脑袋就被人砍掉挂在了建康都城的大街上。

这一次，刘裕等于是重新建立了东晋王朝。

当然，皇帝也给他封了更大的官儿。

西边有一个后蜀国，威胁东晋政权，刘裕派兵去，直接打到了成都，把这个国家给消灭了，那个国王也上吊自杀了。

刘裕带兵北伐，后方又出现了波及全国的一场大叛乱，这一次的领头人是卢循，他是孙恩的妹夫，走的路子也是孙恩的老路，他竟然集合去了十几万人，这在南方这个东晋小圈子里可是够吓人的，而且他不停的打胜仗，大军直接威逼到了建康，直到刘裕从北伐前线火速返还，卢循的胜仗才算是打到了头儿，开始了一连串的败仗，然后他就跳进河里自杀了，这同样是学习孙恩的榜样。

跟东晋当邻居的国家有一个叫作南燕，他的国王叫作慕容超，牛得不得了，光想教训别人，动不动就把东晋的军队给打得直跑，全天下都没有人敢于小瞧。刘裕来了，带兵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直接就包围了南燕的都城，慕容超提出割地求和，自己当孙子，成为东晋的藩属国，刘裕也不答应，非得让他无条件投降不可，最后，拿下了这个城池，活捉了慕容超，把他押回建康砍掉了脑袋。

后秦地盘大，人口多，兵力强，虽然大家都觉得姚兴要是死了，可能后秦就要开始走背运了，但是都想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瓦解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想吃掉它肯定得慢慢来。但是刘裕来了，姚兴刚刚死了半年，他就动手了，他竟然一举就灭掉了后秦帝国，把四周的其它国家都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

然后呢，公元420年，刘裕就自己当了皇帝，他建立的刘宋王朝在管理上做的好多了，很有大气象。所谓南北朝，从这个时候起，算是正式开始了。

又过了两年，他才死了，死的时候六十岁。中国南部地区从东晋以来一百年一直到处乱割据，在他手里才真正完成了大统一。

现在，魏国皇帝拓跋嗣待在黄河北岸观看的演出，主角就是这个称雄一世的刘裕，演出那么精彩，很有看头儿，主角那么光彩夺目，很有学头儿。

但是战争过程中会发生一些牵涉到魏国的情况，一不小心，魏国就被卷进去了，打了点本来可以不用打的小仗。

本来战争只是在东晋与后秦之间的，现在两个国家都给魏国送来了国书，后秦觉得大事不妙，君臣们在朝廷上正式哭了一场之后，就派出使者来向魏国求救了，姚泓的妹妹嫁给了拓跋嗣当了夫人，而且还是最得宠的夫人，他们有理由提出支援的要求，而且满怀期望。东晋呢？刘裕也派来了使者，向魏国借路来了，这个路就是黄河的河道，本来黄河就是人家晋国的，现在刘裕这么做，其实表示了对魏国的尊重，同时也暗示魏国保持中立，不要插手。

拓跋嗣觉得不能草率做出判断，从感情上来说他倾向于后秦，从国际局势方面来说，他也不希望东晋取胜，那样对自己的称霸会形成障碍，但是从当前的状况来看，恐怕是保持中立更加明智一些，不然可能会引火烧身。

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大臣们来共同研究决定。

大家都怀疑刘裕的真实意图。刘裕本来一向说话算话，但是打仗的事，就难说了。他们认为，刘裕的话不可轻信，很有可能是假途灭虢之计，说是向魏国借路，其实想消灭魏国。他要是想消灭后秦，就需要拿下潼关，潼关天险历来易守难攻，刘裕是个老军人了，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现在是带着水军来的，凭借这些水军怎么能够拿下潼关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实际上是想攻打魏国的，如果我们同意他随便使用黄河，等他的军队都下船之后，他就会撕掉伪装，带着他的军队上岸，到黄河北岸来，那时他们就能轻易取得立足之地，来打魏国了。所以，这是阴谋，是个大阴谋，是个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大阴谋。

那么我们当然不能上他的当。

我们应该控制住黄河的上游，不让他上西边去。

这样，我们对后秦也有了个交代，我们会显得很仗义，世界格局也会对魏国更加有利。

拓跋嗣举棋不定。

崔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刘裕确实是去攻打后秦的。因为魏国正处于强盛状态，而后秦已经到了相当衰弱的时候，他不会舍易就难的。刘裕想吞并后秦已经很久了，现在姚兴一死，姚泓这个懦弱又愚蠢的继承人镇不住，国内大乱，刘裕乘着这个时机出兵，他是志在必得。他不会容许任何人阻挠，如果我们拦住他的进兵之路，他一定会毫不客气的跟我们打，这就变成魏国替后秦受害了。

崔浩的这个分析是很有见识的。几年前，刘裕包围南燕都城，即将消灭南燕慕容超的时候，姚兴曾经派出使者，企图让刘裕罢兵，他威胁说，后秦已经派出十万铁骑驻扎在洛阳，随时准备向晋军开战，刘裕马上把那个使者叫过来，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姚兴，我拿下燕国之后，休养三年，就去消灭秦国，他要是敢自己送上门来，那就赶紧来吧。”刘裕的心腹也是军师叫作刘穆之，当时不在场，听说后秦派来了使者，赶紧骑着快马回来，结果使者已经走了，刘穆之埋怨刘裕说：”平时事无大小你都跟我商量，今天这个事这么重要，你怎么也不问我一声，就那么草率的回答了。那种说法不能吓住他，只能激怒他，万一后秦军队真的来了，咱们腹背受敌，可该怎么办？“刘裕却料定姚兴绝不敢出兵，结果让他料得不错。现在姚泓那两下子，刘裕是抱着满满的信心来拾老鸹叼儿来了。

崔浩接着分析说，现在魏国自己的形势不适合跟刘裕开战。一是柔然在不断的侵扰我们的北部边境，二是国内正闹饥荒，老百姓没心思打仗，也没有充足的军粮。我们会受到南北夹击，哪一条战线都不会迅速结束战争，那么我们就会疲于应付。这可不是一个好局面。

这个分析也抓住了要害，这种局面确实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应该在解决了北部那个强大的敌人之后，腾出手来再全力以赴对付南边。

崔浩提出：“我们不如顺水推舟，答应借路，让他上西方走，然后我们在他们后边驻扎部队。咱们只扎出一个要打的架子，等着看这场战争的结果。如果刘裕取胜，一定会感谢我们借路给他，如果他没有能够取胜，我们就落了个出兵援助秦国的名声。这样做比较划算。“

这个具体建议其实有其高明之处，规避了风险，伏下了后招儿，是权衡利弊的基础上的一种胜算。

然后崔浩又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补充说明，都是针对着大家争论的焦点来说的。一个是大家认为，万一刘裕取胜，占领了关中地区，就会得寸进尺，下一步会争夺河北地区。一个是魏国跟后秦是婚姻之国，同盟关系不能不管。崔浩的意见是，现在中国南部与北部的风俗大不相同，管理起来适用的方法也大不一样，后秦将成为刘裕一个管理上的新课题，他凭借那个地方当作根据地来进攻魏国，基本不可行。而我们在考虑国家大计的时候，唯一的判断标准只能是我们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其它。

这两个观点同样是抓住了要害，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管理者判断的出发点必须永远是单位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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