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点我到了北京的住处。来不及洗刷，便忙把箱子打开，还好，里面的密封冰块早已化成了水，但水果还是鲜亮鲜亮的颜色。那条酝酿已久的短信是八点半发出的。大意是告诉邱秋，我从家乡给她带了些水果，特别新鲜，问她离哪个地铁口较近，我给她送过去。

邱秋一直没回信息，整个上午，我人在社里却没什么心思上班，那时我每天的任务是要处理至少八万字的来稿，要阅读大量的指定杂志，要编稿，还要看清样……要做的事太多，然而三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流走了。午饭的时候，我终于接到了邱秋的电话，她直截了当地说我带的水果其实哪里都能买的到，让我还是自己留着吃吧，况且去地铁附近拿这些水果还不值她开车的油钱。她把话说的嘎嘣脆儿的，这爽快有时也是传染人的，我听见自己嘴里也来了这么句貌似无所谓的话：“好吧，那我就自己吃了。”我甚至冲着看不见的电话那头挤出一个笑脸，于是，通话愉快地结束了。

然而，我发现自己却是有后反劲儿的。放下电话，我就被自己拐弯抹角明白的事实给刺痛了。这事实是：邱秋根本没有时间和我玩这种小儿科的游戏，即便是有时间，她也没有耐心为这点小事儿开车去地铁，更重要的是，她不愿告诉我她大概的住处，因此我没法送货上门。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人家是什么人，知道你又是谁，凭什么这么轻易告诉你。可是我真傻，傻得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还想让人家为自己的这点心血来潮而大老远地跑一趟。

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痴痴地盯着那水果箱子里的红色一点点变暗，回忆着和邱秋交往的每一个回合，总是自己自作多情地扑空后自取其辱。我突然醒悟了，我意识到自己错就错在把邱秋当成了一个普通人去结交，而没有看到我们之间被称作友谊也好别的关系也罢的不平等性。于是越想越伤感，直到老久来了。

他一进门就嚷着说我一定是偷吃了独食，与其说他是瞧见了墙角的两箱水果，倒不如说是闻到的。草莓在濒临烂掉的时候香味是最为浓郁的。“就知道这些果子不到快烂的时候你是想不起我来的。”老久皱着眉头说。

“是想留着做草莓酱呢！”我信口胡扯，不知为什么，看到老久心情突然好起来了。我把草莓倒进锅里，加了冰糖和蜂蜜熬了一大锅果酱。那次果酱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成功的一次，老久晚上就吃齁了，临走还带了满满一大瓶，说这么天然可口的东西，明早抹在面包上继续吃。我又找了个大袋子，给他装了些樱桃，送他出了门。这时，我的心里升腾出一丝变味的快乐，或者说，是略带恼火的安慰。但愿老久永远都不要知道他那天吃的美味是邱秋的剩口。

我曾给邱秋写过无数封信，记不得多少封了，总之，有多少封就有多少个不同的开头和结尾。我想象着把钱还给她的时候，附上这样一封信或许会显得自己不像看起来那么窝囊。然而，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把一封封写好了的信扔了又扔，换了又换，最终还是决定什么也不写了。多余。而且还有理亏的成分在里面。毕竟账号是我自己给她的。一提到那一万块钱，我的思绪便都没了活路。它们夹杂着愤怒、困惑和屈辱四处冲撞，不断刷新着我的失眠记录，它们冥顽不化，苦苦挣扎，直到把我整个人都折磨得筋疲力尽，才发现它们点的都是死穴，进的都是死胡同。

二零零九年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周末，终于让我逮着了机会。那天，老板请我们社里的所有成员吃饭，正当一帮人喝得舌头都有点大的时候，邱秋的电话来了。我一下子清醒了，不记得自己说了句什么后拿起挎包就走了。我得赶紧回家拿那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只有它能拯救我，也只有它，能帮我解开这一年多来日夜折磨我的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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