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但管理局放弃了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的基础另行成立，曾任曲麻莱县副县长的才嘎被任命为局长。

使命相同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和野牦牛队并存3年，但两支队伍水火不容，并曾有肢体冲突。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离世。

梁银权成为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即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

野牦牛队自成立至撤并，共破获盗猎案件数十起，查缴藏羚羊皮近万张。野牦牛队的反盗猎成绩举世瞩目。

2000年年底，**玉树州州委发文决定撤销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名称亦不允许再被使用。除几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有24名队员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成员，其中3名正式工、21名临时工。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藏羚羊就被认为是遭受破坏的物种而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是直到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发现那种被称为“沙图什”的昂贵的绒毛就是藏羚羊毛并提出了警告之后，藏羚羊偷猎和沙图什贸易不断升级的原因才被世人所知晓。

1985年以来，乔治.夏勒每年都要几个月时间工作在中国藏羚羊的分布区。他看到了偷猎藏羚羊的大量事实。尽管人们捕猎藏羚羊的传统原因是为了吃它们的肉，但是1988年当夏勒参观一个名叫gerze的小镇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了藏羚数目飞速下降的秘密。他“看到牧民们从羚羊皮上揪下羊绒卖给当地的零售商。在一个零售商的院子里，有几大袋羊绒正准备被走私到西部尼泊尔，并从那里再到克什米尔，在克什米尔这些羊绒将被织成披肩和围巾。”夏勒立刻明白了藏羚正在被大量捕杀以满足日益兴旺的沙图什羊绒的贸易。1991年，当夏勒参观一个位于羌塘的猎人帐篷时，他发现了关于藏羚命运的更多的证据。他看到22张藏羚羊皮“堆放在他们的帐篷里，帐篷外面是冰冻的尸体；他们把雄羊头也留下来了，因为它们的角是一种常用的传统药方，而且在北京和拉萨都有很好的市场”。1990年，一张藏羚羊皮被卖到25美元，1992年，价格翻了一番。

藏羚羊角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传统医药里受到重视和利用。古老的西藏书本中列出了藏羚羊角的不同疗效：它可治疗腹泻、可用于催生、可治疗溃疡、可控制某些腺体的增生、还可治疗妇女的月经不调、以及肾脏和血液的疾病。尽管这些无疑促使了藏羚数量的下降，但是满足沙图什的需求是造成藏羚数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选自：　节能环保网

1992年到1997年的报告表明，在所有中国藏羚的分布区中——西藏、西部青海和南部新疆——藏羚羊的偷猎行为都十分猖厥。但是统计这么一大片区域中被杀戳的藏羚羊的实际数量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1992年，青海省的一位前任官员曾估计在这片地区每年至少有2000到3000只羚羊被杀死。在1996年12月罗马召开的cites常务委员会上，中国声称每年有2000至4000只藏羚死于偷猎。一位印度官员1997年到过西藏，他对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说藏羚羊的偷猎和贸易活动是在有组织的团伙下操纵而进行的。

偷猎大多是在藏羚羊绒最丰厚的冬季进行。夏勒描述了捉藏羚的传统方法：“把一个精巧的圆形的足夹放在一个凹坑上面隐蔽好，拴在一个小木桩上，足夹有许多尖细的小针指向圆心，当一只羚羊或瞪羚一脚踩进陷阱并往回抽腿的时候，那些小针就会刺入它的皮肉，迅速捉住它”。一旦陷入圈套，这只动物会被立刻射死。对沙图什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更加野蛮的方法的产生。在羌塘的北部地区曾经报道过大量藏羚的屠杀事件。据说猎人们从开动的汽车里向藏羚羊群射击，一次就射死了500只羚羊。一个牧民说，他曾在一个冬季看到从gerze来的官员们坐在一辆汽车上用现代化武器向野耗牛和藏羚羊射击。他接着说：“如果官员们遵守法律，不再打猎，那么我们也就不再打猎了。”有的牧民们进入自然保护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猎杀藏羚羊。

从偷猎中得到的好处比单纯的放牧或地方工资多多了。随着对沙图什需求的增加，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参与进来了——牧民、卡车司机、警察、地方官员——对非法、贸易的控制也变得异常棘手。尽管有法律的约束，和不断加重的处罚，以及政府方面对制止或至少减弱贸易的努力，偷猎行为仍然在继续。1993年，一项在青海高原上偷猎藏羚羊会被处以1000元(130美元)的处罚宣布实施。但是在这么广大的一片地域上实施的保护相对来说太薄弱了，所以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偷猎分子被抓获。1997年从中国回来以后，乔治夏勒认为摩托化的、武器精良的偷猎分子还在继续残杀青海省残存的藏羚羊。

夏勒报告说尽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但是大部分西藏地区都“太遥远，执法在那里很难继续下去，特别是当冬季十分寒冷而偷猎活动又十分猖獗的时候”。如果大规模的偷猎活动继续下去的活，藏羚羊“将会在几年之内减少至很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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