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佐到底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紧追不放：“在哪里逃跑的？”

他有点迷茫，说只有那个拉板车的小黄毛知道，他不敢说自己在医院没找到。

中佐把他臭骂了一顿，转念一想，如果把本子上写的英文翻译出来，就能知道录像带和胶卷里大致内容了。于是命令刘福喜先把本子上的东西翻译出来。这边，他打电话给码头上日军看守头目，要他们立即把黄牙找到带来。

等了一会儿，码头那边回电话了，说问了工头，那个小子是回去过，但身体瘦弱，没有他师傅帮衬，在码头上干不动活，已经把他打发走了。

中佐扭头看着刘福喜，他还在翻来覆去地翻看着日记本，问他看了半天日记本，看出什么名堂出来没有？刘福喜苦着脸说，自己英文不行的，这又是连笔写的，好潦草，他认不得，不知皇军里有没有懂英文的。

中佐连连摇头，让他想办法，还必须要找信得过的人。刘福喜不假思索地向中佐推荐自治会长楼宇。此人留学英国，学富五车，皖南有田地，湖城有工厂，家大业大，德高望重，不仅精通日语，而且精通英文，找他翻译一定可靠。

中佐当然知道，组建伪政权的时候就考察过楼宇。当即命令一个军曹去请自治会长。再让刘福喜赶紧找人把胶卷冲洗出来，把录像带放映出来。

真是的，不作死就不会早死，这都是自己找来的麻烦，解玲还需系玲人里，谁叫自己当了狗腿子？刘福喜先跑到电影院，电影院不愿意放电影给日本人看，他们进城几天后，老板姓也没心思看电影，对外就宣布说机器设备坏了。

刘福喜不信，说这么久应该修好了。头子对这二鬼子连声抱怨，说到处打仗，人心惶惶，零配件买不到。翻译拿出小盒子，说不是看电影，是放映这个录像带。

电影院的人见过世面，知道，如果在强光的照射下，可能会看到一些景象。但这是日本人要的东西，录像带有来历，一定是日军动态暴行的记录，这可是历史的罪证。

于是告诉他，即使自己设备修理好了，型号也不对，这16毫米摄影机只有外国人才有，在目前的小城市里，别想看片子。就是到南京也未必能找到放映机，说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刘福喜只有到照相馆去。那年头，照相的人本来不多，湖城是个小城市，只有两家照相馆。那一家有南京亲戚逃难来这里，述说了日军进南京杀人如麻的暴行，担心鬼子来湖城，全家跑反到重庆去了。只有一家开着，也半掩着门。

刘福喜一脚踹开了照相馆的门，老板乔立人刚想发怒，便看到了刘福喜，瞬间压住心头的怒火，笑着说：“哈哈，刘翻译光临，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好让我在门口相迎啊。伙计，上茶，上最好的茶！”

乔立人认识刘福喜，因为它带着给日本人照过相。那都是些什么照片呐，全是弄虚作假的东西：找来几个日本慰安妇，打扮得枝招展的，给孩子们发果；找几个长得和善一点的日本兵抱孩子；给卖鞋子的小摊子上插上日本小旗子……从大人到孩子，没有一个愿意配合的，尤其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拍一张照片要摆弄半天，都是为了配合他们“中日亲善”的狗屁谎言。

也有的日本兵，喜欢湖城的山光水色，照了照片寄回家。都是这翻译官带来的人，因为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没在像他们在南京那样残酷屠杀，但是耀武扬威的本性没有改变，连二鬼子也跟着狗仗人势，为虎作伥。

老板虽然看不起刘福喜，但是也不敢得罪他，现在的湖城，全在日本人掌控之下，要是得罪了，那照相馆也不用再开下去了。

“乔老板，马上，把这些照片洗出来。”刘福喜大大咧咧坐下，掏出一卷胶卷放在桌子上。乔立人拿起来一看，既不是日本人用的樱牌，也不是中国货，而是美国的柯达胶卷。美国1880年创立的柯达公司，是一个与摄影艺术共同成长起来的影像器材帝国。

乔老板夸这个胶卷的质量不错，问他从哪儿搞来的。翻译一边夸着黄山毛峰香醇可口，一边抱怨说：“今日真他妈的倒霉，在江中捞出一个酒桶，里面一滴酒也没有，却是这些玩意，也不知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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