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第二天，刘勇就来到了布达佩斯八区的“四虎”市场门口。

这个大市场云集了布达佩斯80%的下国和“白眼狼”商人，市场周边有夏国人或“白眼狼”人开的餐馆、发廊和超市，每天这里都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四虎”市场不仅仅是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布达佩斯夏国人社会各种消息、传言的集散地。

头两天，刘勇在市场默默地观察着，同几个健谈的摊贩闲聊。

一副初到布达佩斯做生意的模样。

不久刘勇就发现有几家公司在市场上向商人们提供ip电话的服务。

而惟独有一家收费最低廉的公司却不太喜欢公开自己的业务，使用他们的ip电话竟然还需要有熟人介绍担保才行。

而且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ip电话只能用公司负责人手中的手机才能拨打。

很显然，这里面大有文章。

在市场蹲守的第三天，刘勇将一名偷渡来奥匈的摊贩发展成了他的内线。

通过这名内线同那家公司搭上了关系，并使用那部神秘的手机拨打了国际长途。

或许是出于刑警的直觉，刘勇总觉得国会电话案的线索就在这里。

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随后两天，刘勇继续蹲守在市场，在博得了那家公司的信任后，

就提出由于一笔大生意的需要，刘勇需要赶往外地半天，并希望携带那部手机以备同国内联络。

经过前几天的接触，狡猾的案犯已经逐渐对刘勇失去了戒备。

加之刘勇出的是大价钱，案犯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次日一早便殷勤地将手机交给了他。

刘勇当然没有去外地，当天上午他就把那部神秘的手机交到了奥匈刑侦专家的手上，手机立即被安装上了电子追踪仪器。

中午的时候，刘勇急匆匆地装作刚刚从外地赶回来的样子把做了手脚的手机还给了案犯。

剩下的故事自然是由奥匈警方完成的。

经过电子追踪，警方确认是几个“白眼狼”人通过电脑盗用了国会的电话线路，主犯立即被缉拿归案。

夏国刑警仅用6天时间就侦破了奥匈会电话线路被盗案的故事也同时在布达佩斯警界传开了。

那些膀大腰圆的匈牙利警察现在不得不对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夏国刑警刮目相看。

案件侦破后，奥匈同行们为刘勇把酒庆功，那晚众人一醉方休。

这又应了那句俗话，尽管语言不通，但什么都不用说，一切都在酒里了。

几年后，一位参入破案的奥匈刑警前来夏国出差，还特意去拜访刘勇。

这位奥匈刑警告诉刘勇，他们的顶头上司——奥匈内务部长在同他的法兰西和德意志同行会晤时，还把这一案件作为他的成绩来炫耀。

在刘勇看来，国会案不仅是夏国刑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一次援手，更是对奥匈夏人社会中那些害群之马的警告和震慑。

奥匈的几家夏国人报纸纷纷报道了国会案的侦破。

祖国警方派来了如此出色的刑警自然是众多侨民们值得兴奋的事情，这一事件也为那些受害者们站出来举报增添了勇气。

刘勇每天奔波于布达佩斯各区警察局、夏国人市场之间，并在短短的时间内摸清了大量线索，对夏国人社会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感到，将工作全面铺开的时机已经成熟，就通过各家华文报社刊登了致广大夏国同胞的一封信。

鼓励全体旅奥夏国人特别是受害者，勇敢地站起来，向警方举报。

后来曾经有一位老侨民告诉刘勇，当他看到那封信时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信中说“警察的天职就是打击犯罪、保护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海外夏国人的安危荣辱更与祖国休戚相关”。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分明让夏国侨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关怀。

公开信的发表对刘勇的调查工作无疑起到了帮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刘勇掌握的情报，在公开信发表后不久，几个重大犯罪嫌疑人就买了机票仓皇出逃到其他国家去了。

这些所谓“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其实心里很清楚，在奥匈警察面前他们可以装傻冲楞，蒙混过关，但要是碰上夏国刑警就“死定了”。

此时的刘勇在布达佩斯已经不是本文开始时那个在机场貌不惊人的旅客了，而早已成了夏国人社会关注的重要人物之一。

刘勇的存在让许多夏国侨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也令一些人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有人放出话来要对他进行报复。

后来有人问刘勇，都说强龙不压地头你只身一人在他乡，真的不害怕有人报复？

刘勇没有具体回答他，而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奥匈调查期间，刘勇发现有个夏国人团伙竟然私刻了夏国驻奥匈使馆领事处的公章作假。

严格的来说，这个团伙还构不上黑涩会的性质，但也人员众多，在奥匈南部s城的夏人社会中有一定的势力。

因此曾有人劝刘勇，最好不要亲自到s城去，以免有危险。

可刘勇依然是一副“过江龙”的模样，身为夏国的刑警，头顶着国徽，他的心很踏实。

不久刘勇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来到了s城，并放出话去，让几个团伙的负责人当晚就在他的住所碰面。

闻听此言，给刘勇充当领路人的一位夏国商人吓坏了，当天就跑回了布达佩斯。

当晚，几个团伙的负责人都到了刘勇的房间，大家谈了一个晚上。

次日那枚私刻的假公章就被上缴到了刘勇手中。

后来有人好奇，就很想知道那天晚上刘勇到底同那些人都谈了些什么，他却总是说这是侦探的秘密。

总之一句话，只有夏国罪犯怕夏国刑警的道理，夏国刑警有什么可怕的呢？

刘勇在奥匈呆了几个月，也是奥匈夏国人社会较为平静的几个月。

在刘勇任务完成回国前夕，许多奥匈侨民纷纷要求夏国派遣象刘勇这样的刑警长期驻留，以对犯罪份子构成威慑。

许多夏国侨民诚恳地表示，刑警驻留的一切费用均可由当地侨民团体负责筹集。

刘勇临行前夜，维也纳唐人街的侨领们特意在“金龙轩“设宴为他饯行。

水晶吊灯下，三十多位侨界代表轮流敬酒，年过六旬的夏商会会长林老先生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刘警官这三个月，咱们做生意的再没收到过勒索信，孩子们放学也敢独自回家了。”

他颤抖着从唐装内袋掏出一份联名请愿书，密密麻麻签满了二百多个名字。

次日清晨，当刘勇拖着行李箱走出公寓时，发现楼下静立着二十多位侨胞。

开中餐馆的张大姐塞来一盒亲自做的手工糕点：“留着您路上吃。”她指着身后几个少年，“这些娃娃们非要来送他们的'警察叔叔'。”

与此同时，夏国驻奥匈大使馆正在整理侨民集资的详细方案。

初步统计显示，十八个侨团自愿承担每年约60万欧元的专项经费，更有三位企业家承诺提供警官公寓。

这份沉甸甸的民意，随着刘勇的述职报告一同摆上了部长的办公桌上。

刘勇的述职报告在内部引发了热烈讨论。

办公会上，投影仪正播放着维也纳侨胞送别的视频画面，当镜头定格在孩子们手绘的“警察叔叔”漫画像时，参会的几位司长不约而同鼓起掌来。

特别行动司王司长翻看着经费方案感慨道：“这哪是集资方案，分明是海外游子的赤子之心啊。”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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