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公约演变成了法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发现：仅仅只是法律——仅仅只是‘违背规定就要受到惩罚’的威慑，仍旧无法完全杜绝极少数个体，做出危害群体的事。
于是，除了‘你要是敢这么干，你就要收到这样的惩罚’这种硬性法律体系外，又产生了一个‘如果你这么干，大家都看不起你、鄙视你、孤立你’的软性道德体系。
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二者逐渐组合成为了社会架构的根基。
小偷小摸，大家鄙视你；
偷的多了，大家孤立你，远离你；
偷出大事儿了，官府就要逮捕你。
通过这种阶梯型、从软到硬，从社会道德层面，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递进式惩罚制度，最终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社会构建基石。
但还是那句话。
人类文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是非、对错观念，是一夜之间形成的。
——古早时期，男女之间看上彼此，那是上去就能一棍子敲晕，然后拖回山洞造娃的！
那会儿，可没人觉得这不对。
慢慢的，人们一致认为：被敲闷棍有点疼，而且有被敲死的风险，能不能稍微改一下？
如果看上对方了，能不能别敲闷棍了，过去张嘴说一声，让对方乖乖跟你回山洞，可好？
等对方不乐意，你再把人家绑回去，也总好滚敲闷棍。
就这方式，放在哪朝哪代，不是奸淫妇女？
但在古早时期，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而人类从古早时期‘看上对方就敲闷棍’的原始求偶方式，一步步发展到三媒六娉、婚娶结亲的文明社会求偶，是一点点发展、进步得来的。
同样的道理。
官员贪污腐败，在最开始，那就是大家都认同的。
——做官不就是为了发财？
你别看现在，我骂当官儿的不要脸！
等我当了官，我能比他还不要脸！
慢慢的，大家才逐渐发现：这样不行。
对群体、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也太耽误正事儿了。
于是，新的公约、共识开始出现——捞钱可以，但尽可能不要耽误群体的正事儿。
只要能把事儿都办好、能把地方治理好，那贪点儿、捞点儿，也是题中应有之理了。
——你不能指望人家白干活吧？
人家‘学得文武艺’，凭啥给全天下的普通人打白工？！
人家有那个本事做官，就该得到相应的利益！
而今汉室，便正处于这个阶段。
——对于贪污、腐败，这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像后世新时代的民众那般，深恶痛绝。
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当官，似乎只有‘谋利’这一个目的。
准确的说，任何特殊的才能，似乎都应该换回相应价值的利益。
比如猛人勇士，在战场上杀敌建功，就该得到封赏！
比如文人墨客，能提出对国家有利的建议、提出对国家有利的政策，那就该加官进爵。
更何况官职，本身也是封赏的一种方式。
这就使得贪污受贿，在这个时代，有着后世人难以想象的社会接受度。
向贪官污吏扔菜叶子的事儿，在如今汉室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某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落马，人们绝不会说‘活该’，而是会猜：难道是捞钱的时候，忘了把正事儿也办妥了？
如果是，那才活该。
不是捞钱落马活该，而是耽误了正事儿落马活该。
如果不是，那就是帝王刻薄寡恩了。
——捞个钱而已，何必如此大惊小怪？
做官捞钱，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人家辛辛苦苦掌握才能，好不容易才做成官，捞钱是本分，不捞是情分。
清廉的官员，确实值得敬佩、崇敬，因为人家道德高尚，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抵御常人无法抵御的诱惑。
但捞钱的官员，也没那么值得唾骂、鄙视。
毕竟人家是做官，而不是做道德模范。
官员嘛，会办事儿就行。
能办事儿，就是好官，办不成事儿，才是坏官。
至于捞不捞钱，根本就不重要……
这样的价值体系——这样的社会普世价值导向，自然就使得这个时代的官员，贪污腐败起来无比的坦然。
就好像贪腐才是常态，不贪反倒是自己亏了。
然后，奴籍案发，并在天子刘荣的刻意推动下迅速发酵。
发酵到最后，已然是引发了一场大思考。
——官员，真的应该贪污腐败吗？
天下人——至少朝堂中央，亦或是天子，真就应该放任官员以公谋私，损人利己吗？
对于后世人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
贪污腐败，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政权，乃至对一个文明的伤害，也同样不必赘述。
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里了。
——原本，大家都是遵循着本能，仿佛‘饿了就该吃饭’‘渴了就该喝水’般，下意识认同‘官员就该捞钱’的观念。
而此次奴籍案所引发的思考，则直指官僚体系，与政权、文明之间的核心冲突。
即：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天然就会或多或少的，获取统治阶级的部分权利。
这部分权利，本该帮助官僚阶级，更好的成为统治工具。
但官僚阶级除了‘官僚’这个身份标签，也同样是整个社会的一份子。
这使得他们，也有着七情六欲。
于是，官僚掌握的权利，就被用到了谋求私利之上。
——统治阶级当然希望自己给的权利，全都被用于‘公事’。
而官僚群体，也同样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全都用于为自己牟利。
二者的矛盾算不上尖锐，却是极难调和。
于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
——统治阶级不管，官僚们就放浪形骸，大肆谋私。
毕竟不捞白不捞。
——统治阶级强势，官僚就怂一点、乖一点，收敛一点。
毕竟板子打下来，可是很疼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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