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万钱，也很可以了。
就连最底层的百石小吏，年俸禄总价值，也高达足足十万钱——年收入就是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
如此丰厚的俸禄，自然没有多少官员愿意为了那仨瓜俩枣，就舍弃自己的名声，搞贪污腐败了。
可以说，高皇帝年间，汉家由上而下、由内而外，无论官府、官方，还是百姓民众，都穷。
唯独当官的，和封了国的彻侯不穷。
——朝中九卿好几百万、百石小吏也有十万钱的高工资，想穷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反观现在，天子刘荣在朝。
同样的‘丞相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同样实际俸禄2160石的九卿中二千石们，其年收入，却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拿丞相来说：还是那两千石粮食，外加价值两千石粮食的钱。
可粮价，却已经从高皇帝年间的千钱，乃至八千钱每石，跳水跳到了今年开春，主爵都尉官粮司对外报价的：粟三十五钱一石，麦五十二钱一石。
官员俸禄，从来都是按照粟来计价的。
也就是说，现如今，汉家的丞相俸禄，已经来到了七万钱，外加价值七万钱的粮食——总共十四万钱的水平线。
十四万钱！
丞相！
中二千石的九卿，甚至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减半，每年只有七万多，不到八万钱！
百石级别，更是只有3500钱的年收入……
3500千，在如今汉室够干什么？
——最普通的粗抹布，价格都是11钱一尺！
封建过节，想给老婆孩子、老母亲扯两匹布，各置办一身新衣裳，没个几百上千钱，根本就下不来！
这还是最普通、最廉价的粗抹布！
好歹也是百石的官，而不是无秩的吏，总不能真让妻儿老小，穿粗麻以上吧？
但凡穿的稍微精细点，一年的收入便全砸进去了！
再比如，逢年过节，三不五时沾点荤腥。
去了市场一问：一只鸡百八十钱，还不能是下蛋母鸡，得是已经不下蛋的老母鸡。
一顿稍微像样点的肉食，一家人就得吃掉几百钱。
百石级别的官员，年收入才能让家人吃十几顿肉食！
甚至于，哪怕不算其他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只算口粮，顿顿吃粥！
一百石粮食，也不过是四名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粮。
官员自己，外加妻子、儿女，但凡人数超过五、六人，一年的俸禄，便是连最基本的口粮都支撑不了！
如此低微的俸禄，如何不贪？
不贪就要饿死、穷死了，又怎能不贪？
就算是礼绝百僚的丞相，年收入也才不过十几万钱而已。
十万钱，又是个什么概念？
——用太宗孝文皇帝的说法，十万钱，便是一户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
对农户百姓而言，十万钱，可以在长安附近买上三五亩田，为子孙置备下一份祖产；
亦或者，可以在关中偏远一些的地方购买十几二十亩田，让某一个儿子从此拥有立身之本。
但对丞相来说，十万钱真的多吗？
功侯二世祖们只想说：十万钱，不过十金而已，别说买匹良驹了，连个像样点的异族女奴都买不到！
过去这些年，‘当官的不指望俸禄过活’，也早已成为朝堂内外的共识。
——有彻侯封国的，就靠封国产出的租税。
哪怕只有千户食邑，租税收入每年也能有上万石粮食。
丞相实俸四千石，这一万石粮食的封国租税，便是丞相俸禄的二点五倍！
至于丞相，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是动辄三五千户的彻侯食邑，封国租税往往是俸禄的十倍不止；
作为丞相，又有谁会在乎那二千石粟米、十万枚铜钱？
明白此件种种，再来看如今汉室贪污、受贿蔚然成风，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家的丞相，只有一个。
即便是在刘荣改革公卿官吏体制之后，汉家也仍旧只有丞相、大司马二人，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
那么，那些不是丞相、不是大司马的人怎么办？
尤其是那些占据绝大多数的‘百石小官’，每年拿着区区3500钱的俸禄，又该如何是好？
只能贪。
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上下其手，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毕竟你没法指望一名百石级别的官员，能拥有几百户彻侯食邑，来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封国租税。
毫不夸张的说：如今汉室所面临的状况，和千百年后，日月王朝洪武年间的情形，可谓是如出一辙。
——除非本身就家财万贯，否则，只要做了官，就必须贪！
——剥皮实草也得贪！
——不贪就活不下去！
类似的例子，在过去这些年，也是屡见不鲜。
先是太宗孝文皇帝年间的廷尉张释之，其早年，因为商籍出身而不得重用，在尚书台做了十几年郎官，负责整理文档，蹉跎时光。
在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重用之前，张释之更是已经萌生出了辞官返乡的想法。
至于原因，张释之给出的理由是：久宦减仲产。
——做官做久了，导致兄长的产业，都因为我在长安做官而缩水。
而当时，张释之是六百石级别的郎官。
按照当时的粮价，张释之一年的收入，也起码有个四万钱。
而张释之的兄长，却是身家数百上千万的大商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商人，因为支持弟弟张释之在长安做官，便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资产大幅缩水。
四万钱的年收入，非但没能让张释之积攒下余财，甚至还差点把哥哥的家产败了个精光。
如果不是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众人，最终官至廷尉、列汉九卿，只怕张释之的家族，还真就要‘一人做官，全家返贫’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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