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不远在望，李二大跌眼镜：傅友德竟然把一些步卒摆在了城外，阵势倒也像模像样，可是，哪有舍高城之地利出城野战的道理？这不是不顾士兵性命送己入虎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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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主帅为朱元璋新建的吴国重臣中书右丞、信国公徐达。

徐达，字天德，朱元璋的标准老乡——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部)人。也是当初跟随朱元璋起家的二十四人之一。

据史载，徐达其人虽出身农家，没有进过学堂，却是个自学成才的没有文凭的白丁文化人，每逢带兵出征，常“延礼儒士，说古兵法”（《明实录》），和平时期也攻读刻苦，经常“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明史·徐达传》），这种“好好学习”之态度终于使徐达得以“天天向上”，因此而熟知古代兵法，被朱元璋重用于诸将之首，依赖为“万里长城”（《明实录》）。

徐达善于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在实战中提炼出了自己的真知，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尤长于谋略”，到了明军北伐时，徐达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高超的战场指挥艺术以及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的帅才。

其实自朱元璋起兵反元以来，朱元璋所占领的任何地盘都是徐达在作战前先在军事地图上描绘出来的，朱元璋的任何功业都是徐达努力的结果。大家请看徐达的战争脚印：随朱元璋渡长江、克采石、下太平、攻溧阳、收溧水、占集庆，使朱元璋终于有了建都之本。

之后徐达奉命以大将军职务领兵取镇江，克常州，攻略常熟、江阴等地；与副将左翼大元帅常遇春设伏于九华山下，击退了陈友谅进犯；继而遵朱元璋之命设伏于应天城下，大败陈友谅军。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升为中书右丞，之后从援安丰，败张士诚部将吕珍，移师围庐州，旋从援洪都。

决定朱元璋生死的鄱阳湖之战中，徐达不惜亲自冲锋陷阵，败陈友谅水军前锋，首战歼敌一千五百人，坚定了吴军士气，奠定了大胜基础。

之后任左相国，引兵略庐州，挥师克江陵，平定陈友谅余部之后率师东向，遵朱元璋之命先克淮东、再占浙西、次克泰州、悉平淮东。

至正二十五年八月（1365年），徐达以大将军号令三军，率舟师二十万，由太湖进围湖州，数败张士诚大军，迫其守将李伯升、张天骐献城归降，十一月，转兵北上，合围平江，一路并申明军纪，禁掠民财，大军过处，秋毫无犯。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1367年），率将士破平江城，俘张士诚，因战功被晋封信国公。

这就是北伐之前朱元璋的统帅部，可谓雄才大略的统帅带领着一群骁勇善战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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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朱元璋的对手——大元朝的统帅部。

严格说，面临打击的蒙古人并没有一个施发统一号令的统帅部，这的确是一种极为奇怪的现象：猛虎即将扑过来了，野狼们竟然还在争执谁该在群狼中的位置靠前一点！

当时的元朝皇帝名叫妥欢·贴睦尔，一般史称元顺帝，其实他的谥号是元惠宗，是朱元璋认为此人相当识时务，采取了“坚决不抵抗”的“顺应天意”避战政策，所以谑称这位老兄为元“顺”帝。

一来二去，元顺帝这个名字叫响了，也就代替了元惠宗本名。

很遗憾，这位元顺帝或者说元惠宗实际上既不“顺”也不“惠”，就实际说，这位老兄在葬送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的庞大帝国方面“居功至伟”。

这位名字既顺又惠的蒙古哥们儿把对汉人的摧残推向了极致：多次下诏，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持军器、养马匹；还专门颁布一条法令：蒙古人殴打汉人、南人，被打的不得还手；允许蒙古人占有战俘中的汉人，男曰奴，女曰婢，总称“驱口”（有点驱赶牲口的意思吧？），并规定打死这些奴隶不需偿命。

这位蒙古皇帝极为霸道，农民的土地被收归“国有”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也绝对大方：转手便大量赐给大元皇亲国戚、权臣、寺院等。据载，仅他赏给宠臣伯颜一人的土地就达二万多顷；还曾一次性赐给一位公主田地五千顷；和尚们替他念了几遍超生经文，这位大方哥们儿便一次赐给大承天护圣寺土地十六万顷，加上以前所赐，总数达三十多万顷，成为富甲全球的元代中国大寺！

元顺帝对自己更大方，花钱潇洒无度，初即位便使宫廷开支猛增二十多倍，为了维持这巨大的开销，光是名目繁多的加税显然不大解渴，于是这位“散财”皇帝摇身一变成了“生财”皇帝。如何生财呢？最简单的措施，“变钞”！——也就是大量多印新钞票，发行一种新纸币“至元宝钞”，代替流通中的“中统宝钞”。

结果这“变钞”政策变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元顺帝成功地使蒙古帝国的经济崩溃先于帝国总崩溃！

元顺帝倒也不是仅只有暴行，也还做些“善事”，例如“开河”。

黄河决口了，老百姓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没，水灾后是旱灾，旱灾后是瘟疫，灾民达五百万之巨，出现了百姓相食的惨状。这时的元顺帝便开始修治黄河了，这利国利民的好事到了元顺帝这里就立时变得善恶难分了： “发民十五万、兵二万”，百姓出力，军队也出力，百姓出力筑堤开河，军队出力鞭打劳工，致使修河民工待遇不如囚犯，口粮常常被扣，一时天怒人怨，民工们竟然从河底挖出了独眼石人，上刻：“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

事实上，元顺帝的“开河”工程成了点燃中原遍地火药的导火索。韩山童、刘福通的红巾军大起义就是爆发于“开河”河工之中。

据史载：公元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万；1334年，江浙地区水旱疾疫并发，饥民多至五十九万；1358年，京师大水、蝗灾并发，疾病流行，饿、病致死的贫民遍地皆是，京师十一座城门外，到处挖掘了大坑掩埋尸体，一坑掩埋竟至数万具之多。

与此同时期，元顺帝却亲自动脑又动手设计制造了一条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尺的巨型豪华龙舟，搂着嫔妃、宫女登舟去内湖嬉游饮宴；又去天宫高阁处筑豪华舞台一座，日以继夜，观赏舞蹈，真个是：充耳不闻民间苦，到处莺歌燕舞乐！

其时的元顺帝坐镇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面对的是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即将杀来的大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首次南北二京进行对决，在之后的六百年中，这种对决还要重现多次。

那么，这个不屑备战的大元统帅部是不是觉得备战也是无用呢？

也不是如此，只是因为此刻真正有战斗力的蒙古铁骑并不在蒙古皇帝掌握中，如何打仗的事儿皇帝说了不算。

在谁手里？分散的很：驻守在河南一带的元梁王阿鲁温，驻守在山东一代的脱因帖木儿、貊高、完哲，驻守在关中甘陕一带的元中书省平章政事李思齐等等，而真正能对朱元璋产生威胁的蒙古部队唯有一支：元朝的左丞相，河南王，总统天下兵马的扩廓帖木儿。

扩廓帖木儿，汉蒙混血儿、父亲乃河南沈丘一王姓汉人，母亲却是蒙古勇将（明史载为色目人后裔）察罕帖木儿的姐姐，这点《明史》中有明确记载。不过，除了明史中的：“扩廓帖木儿，沈丘人。本王姓，小字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儿甥也。察罕养为子，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这段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旁证。

令老孙疑惑的是：整个元朝蒙汉禁止通婚，这个王姓汉人是如何娶得一个蒙古靓妞做老婆的？就算是与色目人结亲也是匪夷所思，因为，那时察罕帖木儿的家庭出身乃王公贵族，其老爸即是汝阳王阿鲁温（梁王爵位是后来升迁的）。

但不管怎么说，“王保保”这个汉人名字也是载入正史的，以下我们也就正式启用“王保保”这个容易记住的名字吧。

此人，是朱元璋以及他麾下部队今后数年中的主要对手。

事实上朱元璋对待这次北伐还是颇有顾虑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位王保保的舅舅养父察罕帖木儿，此人曾指挥蒙古铁骑连续摧毁刘福通号称百万的红巾大军，于蒙古帝国差点提前垮台之即力挽狂澜，几乎恢复了蒙古人在中原的一半版图，若不是一个意外中的意外，朱元璋能否进行这次北伐都是难说的事儿，甚至被蒙古人南征也有可能！

朱元璋首次北伐时，劲敌察罕帖木儿已经死于一次暗杀，但据说其养子王保保尽得养父真传，战场凶悍狡诈不亚自己的娘舅兼养父，朱元璋不得不谨慎进兵。

此刻的王保保何在？说来令人啼笑皆非：正被大元皇帝下旨撤销一切职务，并明令被大元各方将领征讨！——不过，也就是一道不大管用的圣旨而已，军事实力远超其他蒙古将军的王保保还是安逸的很，除了王保保的冤家对头以李思齐为首的“关中四将”，其他蒙古将领们没有人会认真征讨这位蒙古军事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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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朱元璋首次北伐时的政治举措，最有代表性的莫过其颁布的《奉天讨虏北伐檄文》，文中不懈余力宣称自己乃上天圣人，是专门为实施“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历史使命降世而来。

稍令后人奇怪的是：文中对“非华夏族类”的“胡虏”的谴责泛泛几句带过，大量篇幅宣传天命不可违，“胡虏无百年之运”，到了滚蛋的时候了！

甚至还夸赞元初“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只是到了后来，“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才使天下不可收拾，而且主要的罪责是生活作风以及人伦道德问题：“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元弟收兄妻，子征父妾”等等。

虽然之后声明自己“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但还是没忘了优待顺民：“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仔细琢磨，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老朱在玩文字游戏，前面貌似夸赞元朝开国君臣，但紧接就是一句：“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也就是在告诉中国人：元初“君明臣良”之时，只要是个会喘气的汉人，也会有倒戴帽子反穿鞋的感觉，更不用说今天了，明白人应该怎样站队？总该明白了吧！

最后一句貌似优待俘虏，其实是在声明一点：你们蒙古人不是立法分人为四等么？俺老朱一视同仁，别管你蒙古人也好，色目人也罢，凡是两条腿的，只要俯首称臣，一律享有国民待遇！

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一再强调礼仪纲常，这有些好像有意与之前红巾军的政治动员做个对比，大家虽然一个意思并且一脉相传，但今天咱文雅多了，对大仇都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掴脸，好似在告诉蒙古人：爷们儿不是以前的那帮红巾军了，是圣人驾临贵地！

把以前红巾军的军歌抄录在这里，大家对比一下，就能琢磨出另类滋味：

风从龙，云从虎， 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 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 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 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 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 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 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 不破黄龙誓不休。

说实话，好似红巾军的军歌更容易为普通百姓接受，但朱元璋还是在文风上另立炉灶，在政治目标上更是在有意区别于之前的红巾军，使人隐隐可以感觉到：红巾军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之后的形势发展也是如此：红巾军的前身乃遍及华夏的明教、白莲教，立国后的朱元璋毫不客气的宣布白莲教为邪教，教徒们为妖人！——儿子一举将母体摧毁殆尽。

由此看，朱元璋在政治上是灵活多变的，强调的虽是民族大义，其实还是为现实政治利益服务的。

而这时的讨元檄文对元朝统治者大大留了余地，甚至有点替这不争气的朝廷“清君侧”的味道，也可能这种政治宣言就是为了专门给蒙古的高、中层军官准备的，檄文只是一种政治分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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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方面，朱元璋召集了相关高层将领讨论具体军事部署，让前敌将军们来到了统帅部，各自发表对未来战事的看法。

在这之前，朱元璋与刘基等人就详尽讨论过北伐事宜，军事智囊刘基认为：我们对张士诚的平定，已经使元廷闻风胆丧，现在乘胜长驱中原，直下大都正是时机。

朱元璋却不那么乐观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起兵以来，与各路豪杰的征逐，得力在于谨慎，临小敌如临大敌，故常获胜。今王业垂成，不可因中原的动荡混乱而生轻视之心。必须谨慎行事，以保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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