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楼，果然见到很多耀眼的企业名字，大多是平时电视上的老脸色，其中有些专门占据着央视新闻联播、春晚等重要板块。原来以为，东方公司夹在这些企业中间，最多不过一两间房子，而且一定是偏居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可是，等到进去一看，居然是占了整整半层楼，偌大的办公区装修精美，那气派真是了得！
接待专案人员的是公司公关部经理。
“我们希望见见你们高总，了解一下海北县那批出租汽车的情况。”纪检委处长递上介绍信、工作证，开门见山。
经理听了来意，佯装到里间给客人倒水，好一会儿才出来，却又两手空空。显然，他是进去请示汇报了。
“我们高总很忙，接待日程已经安排到五天之后。你们想了解的情况，由我负责回答你们。不过，我给你们的时间也只有二十分钟。”经理又向来人要回证件看了看，说话语气、神态一扫刚才的客套，显得非常傲慢。
“我们一定要见见高总！”反贪局副局长亲手办过上千宗案件，哪里受到过这种冷淡，态度强硬。
“笑话！我们高总是你想见就见的人？嘁，既然如此，那恕我不再奉陪了。”经理说着真的起身要走。
“如果你走了，我们就一直坐在这儿等，直到你们高总出来为止。”处长说着，示意副局长按照预先商量的方案，掏出茶杯、方便面、火腿肠。
“哟嗬，到我们这儿耍起无赖来了？你们不走是吗？那好，我今天先不跟你玩横的，我来请人通知你们自己滚蛋，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公司的来头。要是换了平时，我早让保安把你们两个扔到大街上喂汽车轮子了。”经理说着，边掏手机边向里间走，脸上完全显露出一副不屑神情。
处长与副局长在接待室坐着，只听到里面经理在给什么人打电话，一会儿称兄道弟，一会儿又颐指气使。
省城这边的情况，很快反馈到阳城那边，黄一平指令：“坚守阵地，以静制动！”
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出乎黄一平与处长、副局长意料的是，二百公里外的阳城那边突然热闹起来——
先是处长所在的市纪委值班室，接到市府办公室值班秘书的电话，说：“刚才省府办公厅来了电话，查询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个处长，正在查办海北县出租汽车的事情。”
不一会儿，市检察院检察长也接到省院办公室主任电话，询问反贪局副局长的姓名、年龄、外貌、去向。
紧接着，海北那边也得到了信息。于树奎得悉后，不仅亲自通过关系找到纪委与检察院领导，而且还让苗长林、贾大雄帮助打听情况，问：“到底是什么人在组织调查那批车子？得到了谁的授意与批准？”
坐在东方公司的二位，自然不知道阳城这边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们的行踪，除了黄一平、何长来、朱玉等少数人知情外，对其余包括单位领导、同事在内的所有人，都采取了保密措施。抽调他们出来办案的借口，只说是市里有个临时任务需要出差，极有可能还要出国。同时，他们原先的手机全部关闭、上交，重新换了专案组专用的电话卡，平时与家里联系只准用统一的电话打过去。因此，这个时候除专案组同事之外的无论什么人，皆无法同他们联系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公司弄出的动静越来越大，省里多个部门先后有要员介入，这些人包括省府副秘书长、副检察长、公安厅副厅长、交警总队政委、交通厅厅长等等。阳城方面接到的电话越来越多，受到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于树奎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将阳城机关搅得开了锅。
这些情况，很快反馈到了黄一平那儿。他知道，东方公司通过各种关系打听两位办案人员，主要巨的是要显示其广泛而特殊的后台背景，意在吓退这边不再深入调查，动机倒也单纯。然而，于树奎他们得知了信息，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旦他们知道了事情真相，明白是廖志国在组织专案调查，那就有可能打草惊蛇，促使其订立攻守同盟、串供翻供，或者寻找关系人进行阻挠破坏，甚至会让案件查处半途而废，其后果相当严重。现在，事情真相没有查明，证据没有到手，一切都还只是个未知数。因此，在对情况进行了一番冷静分析后，他马上果断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请纪委书记何长来出面，直接对市检察院检察长说明真相，由他负责统一对外发布有关信息，稳住于树奎一伙。
其二，通知坐在东方公司的二位同志，立即撤离省城返回阳城，同时要做出较低姿态以麻痹对方。
市院检察长是一位从省院下来的干部，平时与阳城官场各派均无多少牵连，只与纪检书记何长来暗中交往密切。其原因一是彼此皆由省里下来，有些共同话题。二是纪委与检察院时常联合办案，交往较多，且后者多受前者领导与节制。
何长来将情况同检察长概略说了，道：“这个事情，由你出面解释更利于案件查办。”
检察长知道纪委书记话的分量与意图，马上对外说明：“这个事情本来我们也不想查，是海北有出租车司机向检察院反映，说是一批汽车存在质量和价格问题，可能涉及国家公职人员受贿渎职，因此我们就向纪委汇报了，两家联合派人出去了解一下情况。现在事情大概也清楚了，没有查到贪污与渎职的问题。事情查到这一步，我看可以收手了。”
省城东方公司那边，两位专案人员也主动找到经理，以半是告别半是抱歉的语气说：“对不起，误会了。既然大家都有共同的朋友，那彼此也就都是朋友了。下次到了阳城，一定来找我们！”
于树奎们看到事态急转直下，本来还心存些许疑惑。后来，看到纪委处长与反贪局副局长果然回到阳城，知道检察长所言不虚，这才放下心来。
38
黄一平密捕任潮涌的方案，得到廖志国的首肯后，照例报与朱玉、何长来知晓，便马上付诸实施。
这本是一个无奈之举，事情过后回头再看，却又是一着收效甚为奇妙的高招！
任潮涌乃海北县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虽然排名靠后，却因为深得局长吴少红信任，实际上是局里的二号实权人物。此公与吴少红一样，也是县委书记于树奎的亲信。
本来，按照黄一平与身边高参的商议，“419”专案按照由外而内层层剥笋的方式，应该能够循序渐进地查明真相，收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效果。可是，调查东方公司受挫，又差点惊动于树奎，使黄一平进一步意识到此案的极端复杂性。现在看来，按部就班并不适用于这个特殊案例。于是，他接受了专案组专家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直接从海北这头入手，采取直捣黄龙术，以期尽快获取到关键证据。
追根溯源，海北是事件的源头，参与者与知情人不少。之所以选择任潮涌，黄一平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
据黄一平在海北的多条眼线通报，海北这批出租车的更换，从开始时制订方案、确定车型，到后来的接洽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再后来处理司机群访、办理补偿手续，任潮涌皆是海北官方的主要代表，并直接参与了各环节的具体办理。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个官位仅为副科的任潮涌，将事情办得如此糟糕，令县里被动不说，还让于树奎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竟然照样升官、得宠，未受到丝毫责难与挫折。由此不难推断，这个任潮涌一定掌握其中的秘密，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而且距离核心不会太远。此为拿任潮涌开刀的主要原因。
当然，任潮涌成为第一个倒霉鬼，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职务较低，性格较外露，平时屁股后边也不太干净。职务低，不必惊动很多人，也无须办理太多繁杂的手续，话说直接一些，即使出点什么小纰漏，也不至于闹出很大动静。性格外露的人，按照纪委、检察院里办案老手的经验，可能开始时是块硬骨头，不太容易下手。可这种人一旦突破了，往往就非常配合，交代起问题来会痛快很多。至于屁股后边是否干净，对于处置此类事件作用很大。因为从巨前情况看，任潮涌在出租汽车事件上到底是否主谋、有无问题，还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现在将他弄过来，诈与赌的成分占比很重，万一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至少还可以从别的地方找补一些，总不至于搞得这边下不来台，反倒让于树奎那边抓住把柄。
按照常规，拘押一个副科级的县交通局副局长，只要纪委这边随便打个电话、捎个口信，要求某时来到某个规定的地点，在规定时间将什么什么问题说清楚，这就算是江湖上传说的“双规”了。至于在指定地点呆多少日子，那就由不得你做主了，有时甚至连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找。此种形式，乃近年纪检部门所独创，不少好事者、尤其某些官员谓之“非法”，但广大普通百姓却拍手称好。事实也充分证明，此法对震慑与打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效果极佳。当然啦，由堂堂阳城市纪委“双规”区区副科干部任潮涌，显然是拿高射炮打蚊子，有些小题大做了。何况，如果公开宣召，也容易引起于树奎们的关切，还是不免打草惊蛇。
幸好，这时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三个月前，阳城市交通局着手组织一个考察团，专程赴美国考察某个汽车检测线项巨，由市局主管的副局长带队，各县（市）、区分管领导参加。任潮涌作为海北县的主管领导，也在其中。
考察团的出国手续一办就是三个月，最近刚刚拿到签证与机票。市交通局的那个副局长，当年是冯开岭的亲信，与黄一平关系非常密切。现在即将出国，专门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东西要带。黄一平得知消息，当即打听同行者都是些什么人，如果没有特别碍眼者，准备让他悄悄探望一下廖夫人苏婧婧，顺便捎点美元和日用品。
谁知，副局长第一个就报了海北任潮涌。
黄一平一听，大喜过望，详细询问了行程，通报了苏婧婧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然后便着手设计借机捉拿任潮涌。
交通系统赴美考察团的飞机从上海起飞，时间在第二天傍晚。根据预先约定，团员们分别从家里出发，提前两个小时在机场大厅聚集，然后集中办理登机手续。
经过周密筹划，第二天的下午两点，当任潮涌从海北准时出发，上了高速不多会儿，就被一辆挂军队牌照的奥迪轿车跟上了。
两车一前一后相距不过二三百米，一路来到上海浦东。任潮涌在前边车上打瞌睡，办案人员在后边车上紧盯着，相安无事。
到了机场门口的下客区，任潮涌的车子刚停下就有保安上来驱赶，而办案人员的军牌车则无人过问。正是利用这个空当，任潮涌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上了专案组的车。
为了对考察团有一个交代，在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办案人员拿任潮涌的手机，给机场上的市交通局副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哎呀，真是对不起了，我刚才正在路上，忽然接到家里电话，说是我父亲身体不好，情况非常严重。你知道，我是家里独子，这种情况只能往回赶了。”
副局长接到电话，大声安慰道：“既然你家里出了这么紧急的事，那就不勉强了，你路上慢点啊！”
事实上，就在打这个电话之前几分钟，黄一平已经先与副局长通了话，交代说：“任潮涌不能同你们到美国了，具体原因不要问。等会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应付一下就可以，同时让身边随行人员知道一下，以免他们猜疑或者乱打电话询问。”
任潮涌上了专案组的车，开始态度挺蛮横，连珠炮似的问：“你们是谁啊？凭什么抓我？我是海北县人大代表你们知道么？耽误了我的公务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坐在任潮涌右侧的市纪委常委，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说：“任副局长，请你好好看清楚，这个东西是否能够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建议，你还是识相点，主动回去将有关情况如实交代清楚，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那我能不能给考察团的领导请个假，也给家里打个电话说明一下。”任潮涌提出要求。
“请假的电话我们帮你打。至于家里，反正都知道你出国了，行程总共十天吧，这期间没人会记挂你。”纪委常委说罢，要过任潮涌的手机，给交通局副局长打了刚才的那个电话。
从上海返回阳城的路上，任潮涌心里有点忐忑，他不知道这次市纪委如此兴师动众，将自己半途截留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等到进了办案点，任潮涌吃了一惊——在那里迎接他的，不仅有朱玉、何长来两位市委常委，而且还有市委副秘书长黄一平这位阳城一秘。三位领导中，任潮涌与朱、何两位并无什么交往，只有同黄一平这位海北老乡有些交情。他一看这等阵势，知道来头不小，心里当即想到那批出租车。
朱、何、黄三人见面之后迅速消失。带他从上海回来的纪委常委，将一套纸笔推到任潮涌面前，和颜悦色道：“你是党员干部，也是一个聪明、爽快人，我们找你来哩，是想了解一下三年前那批出租车的情况，你看是口头谈呢，还是写下来？如果现在不想说也不要紧，等到想说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行吗？”
任潮涌一听果然是出租车的事，一颗高悬着的心反倒放下了。他知道，关于那批出租车的采购，自己不过是个挡在前头的走卒，现在这么多领导出了面，看来动作不小。他也明白，这件事幕后背景复杂、干系重大，他们绝不是冲着自己这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而自己到了这儿反而相对安全了。当然，如果自己能够坚持什么都不说，可能会更加安全。他料定，如果外边的那些人知道了自己被关押，一定会想方设法来解救。于是，他打定主意，坚决咬紧牙关，保持绝对沉默。
任潮涌在办案点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通过监控设备分毫毕现在黄一平面前，也印证了纪委、检察院专家的预测。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让他开口？可得赶在赴美国考察团回来之前哪，否则就要惊动海北那边了。”黄一平问。
纪委常委哈哈大笑道：“哪里需要那么久？凭我办案十几年的经验，五天之内保证让他开口。”
任潮涌的房间，是个经过了精心改造的单人间，窗户从外边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除了一只台灯别无任何照明工具，里面相当昏暗。开头两天，专案组将任潮涌扔在单人房间里，什么动作都没有，甚至连饭菜都从门洞里送进去。这样的环境，完全营造出某种囚禁的氛围。
也许是平时工作繁忙太过疲劳，开头两天，任副局长居然在房间里连续睡了二十几个小时，算是把过去欠的觉补了个七不离八。等到第三天，觉也睡足了，在里面慢慢体会到失去自由的滋味，任潮涌开始失眠，要么在床上辗转反侧，要么面向黑糊糊的窗外长吁短叹，连续折腾了也足有二十几个小时。这时，已然失去了时间、昼夜概念的任潮涌，慢慢进入了心理紊乱、烦躁状态。
任潮涌是个性格外向、情绪化明显之人，一旦进入烦躁状态便很难自控，而且马上失去了前两天的从容。在那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里，他一会儿要烟抽，一会儿要水喝，第四天的早、午餐粒米未进，到晚饭时居然提出要一瓶白酒。
对于这个特殊的拘押对象，专案组几乎完全满足其物质上的要求，只是不准任何人与其有语言交流，包括门口的哨兵、送饭的厨师，都只是用点头、摇头回应他。
那天晚上，任潮涌喝下半瓶白酒，好不容易昏睡了四五个小时，到第五天凌晨一觉醒来，果然提出要谈出租车的情况。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我只同黄一平秘书长谈，不能有别的人在场。”
39
环境整洁、陈设豪华的接待室，营造出一种与拘押环境完全不同的氛围。
黄一平与任潮涌相向而坐，每人面前都有一杯茶、一包烟，还有一只由花生、瓜子、开心果组成的干果拼盘。很显然，这样的氛围并非审问，而是老乡、朋友间的亲切交谈。
果然，黄一平一上来并不谈案件，而是先聊乡情。
“家里都还好吧？听说伯父身体不是很好？”黄一平问得貌似随意，实质却是精心准备。因为他知道，任潮涌是独生子，十来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不仅一手将他培养成人，而且至今未再续娶。老人最近生病住院，刚刚出院没有多久。在海北，任潮涌孝敬父亲尽人皆知，每天无论多忙，早晚必到老父跟前嘘寒问暖。
提到父亲，任潮涌眼泪就出来了，说：“是啊，父亲身体不好，其实我本来也不想出国，可他老人家硬是劝我走，这才决定出去。”
“秘书长，知道我为什么忽然想说话，而且提出想和你单独谈吗？”任潮涌显然不想再纠缠于家事，马上转换话题问黄一平。
黄一平摇了摇头，坦诚道：“不知道。”
“那天，从上海回到阳城，你们几个领导同时出现在这里，我心里就有了数，感觉要出大事，而且可能会在劫难逃。后来，纪委领导说到出租车的事情，我心里又有点侥幸，觉得也许可以逃过此劫。可是，这几天关在那间小黑屋里，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件事我能扛得过去吗？需要我这个小个子来扛吗？而且，正如你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我在里面硬扛下去，万一自己缠在其中脱不开身了，外边我那年老体弱的父亲怎么办？”任潮涌说着，又抹了抹眼睛。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单独谈呢？”黄一平半是有点好奇，半是为了调节谈话气氛。
“两大因素：第一，我希望能从你这里得到一个承诺，就是在吐露了全部实情之后，你得保证我马上恢复人身自由，而且不能影响我的前途。我知道，凭你现在的位置，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也向你保证，在这件事上我个人没有收受任何好处。第二，出租车这件事情况比较复杂，牵扯到的领导多、层次高，我不能随随便便和什么人都说，告诉你也许是巨前最好的选择。”
“既然这样，你说吧。我现在可以答应你的是，只要你把出租车方面的情况如实、全部交代了，而且你在经济方面确无重大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可以保证你的自由和出路。”黄一平说。
“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你说的重大呢？”任潮涌还是不放心。
黄一平想了想，说：“只要你个人收受的钱物不超过二十万元，交代后又马上退还了，就可以。”
任潮涌长叹一口气，说：“好吧！”
黄一平口袋里放了一只微型录音机，任潮涌说的每一句话，包括那些轻轻的叹息，全部收了进去——
三年多前，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突然提出集中更换出租车，并且要做到车辆型号、品牌、外观三统一，理由是省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创建迫在眉睫。任潮涌时任交通局局长助理，奉命协助局长吴少红主办此事。当时，不少出租公司老总和司机提出，应当借鉴周边地区的做法，由各个公司及车主自行选择车型与品牌。按照任潮涌的想法，即便统一车型也应实行招标采购，允许多家供应商参与竞争。可是，吴少红告诉任潮涌：“这件事没得商量的余地，车辆牌子、型号、价格都已经确定，供货商也早就有了主儿，我们的任务就是走程序、办手续，把事情顺顺当当办成功。而且，这件事你得亲手办，越少人参与、知情越好。”
吴少红领着任潮涌到了省城，见过东方公司老总高林，然后就找个理由玩了金蝉脱壳。离开前，他又一次与任潮涌耳语：“你只要在合同上签字，别的事情一概不要管。记住，要把这件事当成一桩政治任务来完成。”
就这样，任潮涌作为买方代表，面对颐指气使的高林，几乎屁都没有放一个，就把购车合同给签了。至于这个东方公司及其老总高林是什么来头，那四百多辆车在哪里、长成什么模样，质量、价格、配置是否合理，他一点也不知情。至于吴少红叮嘱的政治任务是何意思，他更是一无所知。当时，东方公司财务总监要了任潮涌银行账号，说是事成后有一笔回扣。他本来想不要，可碍于吴少红的吩咐，也就没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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