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州码头上了岸，朱高煦一行人就改为了陆路，坐在马上的朱高煦，迎面吹着来自北平的风。虽然柳枝已经发绿了，可是北地的风依旧有些凉。

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有丹阳桥头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的猛张飞，有刺配沧州，风雪夜上梁山的林冲，亦有血染沙场，舍身报国的狼牙山五壮士。

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

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洪武二十五年，皇帝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

又规定：亲王王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后来又规定：王府废除王府的相傅，升长兄司为正五品，长史由皇帝亲自选派，若王有过，则诘问长史，即长史有监督、规劝藩王之责。

在封国内，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王爷，前面就要到北平城了，王府里的总管已经来迎接了！”马三宝见朱高煦心情大好，脸上也带着笑容，凑到朱高煦的身边，小声的说道。

想想那些‘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的游侠，朱高煦忽然有一种纵马江湖的冲动。一人一剑，在寻上一位红颜知己，纵横九州四海，杀人不留行，当是大丈夫所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是侠义。

朱元璋制定非常详细的藩王为皇室屏障的策略，甚至关键时候，准许遍地的儿子起兵勤王。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生前没有削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如此大明江山才能永固。

身在北平的朱高煦心里十分的清楚，这些政策或许对其他的藩王有作用，但是边地的藩王作用实在是有限。尤其是北平的燕王与宁王，因为这里面并没有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军权。

现在的京城，御史敢参劾藩王，洪武二十五年以前，谁敢这么做？一个离间皇家亲疏的帽子扣下来，抄家处斩也不是没可能的。

到了这两年期，很多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

燕王身为北地藩王，只能用权势熏天四个字来形容，北平就是国中之国，而这里权威最大的就是燕王府。

江南小桥流水，很难出来慷慨悲歌之士，不过江南的才子，是北地很少见的。将那四大才子，那才情也不是一般的，也是让人敬佩不已。

不知道为什么，一旦回到北地，朱高煦的心情变立刻开阔了起来。与江南小桥流水的雅致不同，想到塞北的雄浑壮阔，朱高煦全身都激动了起来。

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亲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

“是，王爷！”马三宝点了点头，连忙拉着自己的马，向着朱高炽的车驾赶了过去。

所以洪武二十五年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

无论在什么时候，手握兵权，才有说话的全力，战场上打不赢，说其他的都没用。这也是为什么朱允炆一直视燕王朱棣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原因，不过不敢动燕王的顾忌也是兵权。

在政治上，建藩初期，王府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

藩王的权势第一次得到削弱，就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孙朱允炆的地位确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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