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党滥用信用度，导致“交子”成为其敛财的工具，“交子”没有了信用度，也就丧失了流通的功能，从而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到了宋徽宗时期，新党蔡京主持朝政，更加肆无忌惮地印刷纸币。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把纸币定名为“钱引”，以“缗”为单位，名称虽变，但其敛财工具实质没变，甚至变本加厉，以至于不顾后果地印刷使纸币的准备金比率越来越低，到最后，没有准备金也照样发行纸币。1107年，政府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这年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发行量由120万缗增加到2000多万缗，而且没有准备金，“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可见，价值一千钱的缗只能当十多个钱，纸币贬值是多么严重。纸币越来越多，发生通货膨胀，纸币不断贬值。

面对混乱的局面，官府不得不宣布，民众纳税时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铜钱，纸币和铜钱的币值必须按照某个固定的汇率进行兑换。这种做法等于官方宣布降低纸币的信用等级，向老百姓暴露纸币的信用已濒临崩溃的现实。

到了南宋，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了一遍。南宋于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仿照四川发行钱引的办法发行。会子是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起源于临安，也称作“便钱会子”（即汇票、支票），绍兴五年（1135年）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因受到反对，次日取消。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钱端礼为临安太守，将会子官办，“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

到后来就又有“聪明人”同样开始瞎搞。韩侂胄、贾似道等不约而同“为国理财”，搞得南宋会子如北宋新党时期一般，彻底失去政府信用。（说他们是奸佞，光这一条就够了。）南宋的通货膨胀始于宁宗开禧年，因为宋金作战，军费损耗极大。而到了嘉定年间，每于会子发行过多，政府另外发行新会子，以旧会子二换易新会子一的比率，收兑旧会。引起米价、田价及物价的上涨。“承平时，钱重物轻，本业俱举，故粒米狼戾之价，与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随之翔庳。……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百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以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又熙宁八年八月戊午……一贯钱典得一亩田，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仅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直百五十钱。而今收堤岸所率，每亩二百钱，有千亩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观太平兴国（太宗时）至熙宁（神宗时）止百余年，熙宁至今亦止百余年，田价米价乃十百倍蓰如此！”

咸淳初年，度宗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使物价涨升到新的高度，达到南宋时期的最高峰。“先帝（理宗）宫车晏驾，四海臣民，方举首企俟新政，似道乃敢于矫诏废十七界会子，而行关子，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物价踊，楮益贱。关子之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区仕衡《九峰先生集》）。贾似道“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其关子之制：上刻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

货币发行是政府的债务与责任，而不是统治者的敛财手段。m2的超发是饮鸩止渴，这件事到现在国内还有人认识不清呢！什么slf、mlf、psl玩得不亦乐乎，仿佛只要外汇管制壁垒在、国内就可以任意超发、滥发，不用付出代价似的。这是玩火呢！

大宋发明了纸币，但没有建立起相应的金融制度，或曰没有更新建立新的金融体系，还是以想当然的做法操弄全新的金融工具，未免悲剧了。正应了有人评论中国历史传统的一句话，“有技术、无科学”。还导致了相应的资料比如民间财政数据无从考证，给现代的黑宋者找到瑕疵诋毁大宋的富裕。其实，历史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大宋的富裕还用怀疑吗？只有富裕到原来的货币体系无法容纳，才会迸发出新的货币体系，这一点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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