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没有思维定势、未受诅咒影响的外国人看来，我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这货就是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的宋粉。）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成为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其实再细想就会明白，很多强加给大宋的不实之词是不值一驳。比如，幽云十六州的事，可那也不是宋朝手中丢的呀，这事儿凭什么归到大宋头上？而且没有了幽云十六州，长城指望不上，野怪一拨一拨兴起，一拨比一拨厉害，最后世界都沦陷了，还能撑这么多年，那反而是大宋了不起的地方呀。那些中华核心区边缘的地方，大一统的皇朝，进进出出不也是正常的么？秦汉朝时，西南也不归中华核心区呗，不是有夜郎国、滇国之类么？再说了，大宋开疆的河湟地区，之前也不归中华核心区嘛。

大宋之辉煌，四大发明就是铁证。如果说我中华在世界民族的文化之林能昂首挺胸，那么全靠我大宋所赐。刘电工虽然我不喜欢，但有句话还是不错“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任何东西总是要灭亡的，文明亡于野蛮没什么丢脸的，我们不能因为文明亡于野蛮而去追求自身的野蛮化。况且，毕竟还是文明的寿命长，野蛮都不知道灭亡多少拨了。野蛮更加不能持久！

行文至此，不由给大宋自攥一联以敬之：“ 收吴越山河、巴蜀土地辽阔，武功犹奋，也曾开疆两千里；比秦汉岁月、隋唐时光悠长，文明更盛，不朽持国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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