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算章惇这么个人，在乌台诗案时，宰相王珪整东坡，章惇也照样站出来为东坡抱不平，可见政治斗争有时实在让人看不下去。而最为好笑的是，宋徽宗时期，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党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徙。而在党争中打击苏轼最起劲的，前有宰相王珪，后有宰相章惇，恭列元祐党人碑末位，“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王珪”。真是日了狗了啊，你说你图啥尼？新党真是一辈比一辈革命啊，老一辈革命者，在新一辈革命者眼里，还不是与反动派同列！但对苏轼批的再严厉又如何？“崇宁大观间，苏轼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

苏家与新党的恩仇，从与新党教主王安石就结下了。传说，苏洵与王相取酒对酌，不觉忘怀酩酊。王安石夸自己的儿子：“小儿王雱，读书只一遍，便能背诵。”苏洵带酒答道：“谁家儿子读两遍！不惟小儿一遍，就是小女读书，也只一遍。”王安石大惊：“只知令郎大才，却不知有令爱。眉山秀气，尽属公家矣！”苏洵自悔失言，连忙告退。王安石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递与苏洵道：“此乃小儿窗课，相烦点定。”苏洵纳于袖中，唯唯而出。小妹滴露研朱，从头批点，须臾而毕。批云： 新奇藻丽，是其所长；含蓄雍容，是其所短。取巍科则有余，享大年则不足。这王雱，就是新党阵营里的狗头军师了，因为阴人太多，果然活不长久。苏洵又做辩奸论讽刺王相。所以新党打击起苏家来，不遗余力。不过苏轼本人与王相却甚相得，元丰三年，苏东坡去看 望王安石，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 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颔之。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对王及其党徒对自己的迫害绝口不提，何等高洁！能令拗相公折服，何等大气！相形之下，旧党其他人对新党徒的报复就显得自甘堕落了。

坡公没有私敌，信夫！至于公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君子为了道义所在，困苦在所不辞。苏轼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旧党，所以对新党几乎没什么斗争，但你新党要斗争我，我绝不会辩解，更不可能改志，你来，我接着就是。君子操守，其节如竹。坡公一生困顿辗转、颠沛流离，但他到哪里就把快乐带到哪里。林语堂之苏东坡传 “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那份达观与自嘲，令政敌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

坡公身边，还有出色的女人。当得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千古名句的，自然是出色的女人；当得起“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的千古名句的，自然也是出色的女人。想展开，却发现篇幅过长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却还没有写到那些读罢放不下的千古绝唱。苏词有一种魅力，读完后欲罢不能。也罢，”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

吾敬苏子，还不仅仅是举世无匹的才华与操守，更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灵魂、中国自古缺少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社会批判主义。他的上疏重点就是强调孟子的君权民授以及为政治当容清议，这完全可以当成民权社会的政治导文看。噫吁嚱，不展开了。

谬史氏曰：前人毎有“青藤门下走狗”“小波门下走狗”之语，我就照样学样吧，“愿东坡门下为走狗”。跪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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