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南京张璁旧事重提，嘉靖根基已稳，下诏群臣讨论。杨廷和与三年前一样求去，礼部尚书毛澄跟进。嘉靖御笔“听之去”。又召回张璁、桂萼等投机小人，以提高己方战斗力。汪俊看到嘉靖越来越得寸进尺，干脆也学杨廷和，辞职回家。嘉靖照样毫不在乎，命令席书接任。大学士蒋冕看到嘉靖根本不听从内阁的建议，一意孤行，也学习杨廷和用辞去职务来要挟嘉靖，嘉靖还是不为所动，让石瑶担任文渊阁大学士。没想到石瑶根本不听从嘉靖。嘉靖三年五月，张璁和桂萼来到北京后，被立即任命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仪礼事宜。七月，嘉靖根据二人的奏报，要求内阁去除父母尊号里的“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坚决反对，不肯依从皇帝的命令。嘉靖再也无法容忍朝中大臣对他的意见的轻视，将毛纪召来，严厉斥责：“本生”二字必须去除！你们眼中没有皇帝，难道也想让我眼中没有父亲吗！毛纪看到嘉靖动怒，不敢再对抗。

虽然嘉靖借着皇帝的权力，强行去掉了“本生”二字，但是朝中反对的力量并有偃旗息鼓。以杨廷和儿子、翰林修撰杨慎为首的一些朝中大臣，（大聪明人杨慎，在这事上可不聪明）对于支持皇帝意见的张璁和桂萼充满愤怒。他们甚至准备将张璁和桂萼围在左顺门打成烂泥。消息传出去后，吓得张、桂二人甚至不敢上朝。朝廷政争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修撰杨慎对着围观的大臣慷慨陈词：“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此言一出，早已反对的皇帝一意孤行，没有接受大臣意见的官员立即表示赞同。杨慎与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九卿以下的二百三十七人，一齐跪到在左顺门，不是喊当今皇帝，而是直接高呼孝宗皇帝。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瑶听说后，也跟着加入了“跪伏”的行列。（真是大禁招“雅典娜之惊叹”！）

十八岁的嘉靖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急忙派遣司礼监宦官出去劝导大臣回家。但是大臣们根本不听，齐声回答：“必得谕旨乃取退！”这等于公开和皇帝撕破脸了。从早上七点一直到下午一点，宦官多次劝导，但是都被大臣们给与拒绝。嘉靖觉得和平结束“政治风波”已经无法奏效，便勃然大怒，立即派遣锦衣校尉将为首的丰熙、张翀等八个人下狱。但是群臣更加激愤，放声大哭，一时声震宫廷。这一举动更加让嘉靖恼怒，又指使锦衣卫抓捕了一百三十四人，接着将何孟春等八十六名官员听候处理。两天后，嘉靖怒气未消，命令将丰熙等八个人严加拷讯后充军边地，同时对于四品以上的官员夺取俸禄，五品以下的官员各予廷杖。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人受到了廷杖的处罚，其中十七人在施刑过程中，因为伤势严重死亡。经此一役，嘉靖才将“左顺门事件”弹压下去。（见血了，这事儿可不高明。“大礼议”虽落下帷幕，可结局却是双输。）

这事儿吧，整个儿就是濮议之争的翻版，但总体上逼格比濮议之争弱了不少。纯粹是皇权与相权之争。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宋、明看上去都有君权与相权的平衡，但完全不同。大宋君权、相权是弱势平衡，大明君权、相权是强势平衡。大宋君权、相权、台鉴权、地方权、民权、舆论权等都大致平衡，而朱重八一得势就破坏君权相权平衡，迫害左宰相李善长，镇压右宰相胡惟庸反革命集团，废了宰相这个职位。造成君权独大，靠后来一代代内阁首辅的艰辛努力，（频发禁招“雅典娜之惊叹”，并以当众打屁屁为荣。）才把相权提升到制衡君权的地位，但此时提升过的君权、相权相对于其他权力是偏大的，整个社会是失衡的，资本要在行政权力一权独大的社会里想独立成长显然是艰难的，厂公、锦衣卫横行却指望民间资本作大那是做梦，《五人墓碑记》已经很好地说明问题了。这一切在濮议之争与大礼仪之争的比较中，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濮议之争其实是皇权与相权联盟，对抗台鉴权、地方权、民权、舆论权，并且纯粹是非利益之争，双方均无法通过这种斗争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起码是为了心中的一种执着；而大礼仪之争就纯粹是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的强势之争，其他人都是通过加入一方来参加博弈，吃相都相当难看。当然，我之前说“靠后来一代代内阁首辅的艰辛努力，才把相权提升到制衡君权的地位”正是对杨廷和努力的肯定。大明朝姓杨的都很牛逼，比如三杨首辅、杨一清、杨廷和。。。也可以类比大宋的名臣了，当然在数量上与质量上还是不及的。但是他们一代代接力，以获取与皇权的博弈权的努力，还是值得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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