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

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

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

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

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

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

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长。

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劝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

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

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

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

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

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

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

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便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

秦孝公是自信的，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

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

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便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象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

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

秦国尚左，在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

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

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

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

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嬴虔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这两件事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都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经给卫鞅准备好了三个忠实能干的助手——景监和车英甚至还有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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