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了半天东林党，相信大家心中定然有个疑惑，东林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他的出现对于明朝是福还是祸呢？在此我将抽出一部分篇幅来隆重介绍一下东林党。

东林党主要指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这里的“党”是朋党之意，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政党。

我们素知学术是严肃谨慎的，而政治则是复杂黑暗的，充满了尔虞我诈，明眼看来二者似乎没有交集，更有甚者，“高冷”的学术界更是反感与政治搞在一起。我们经常会听到某某学者对某高级官员闭门不见。但我们的东林党却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成功地将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并且毫无违和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着实让后人叹服。

东林党的大boss是顾宪成，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及第。先后在户部（财政部，民政部）、吏部（人社部，中组部，编委）任职，后外放到桂阳（今属湖南）、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为官。后来又奉调回到户部，任户部主事（正六品，中央部委内处级干部）。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也不管在哪个部门，无论是什么岗位，他都不谄媚权贵，不阿谀奉承，而是秉承着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则，公正廉洁，正直无私。

初涉官场的顾宪成，把他那胆大包天的愤青角色展现地淋漓尽致。当时正是张居正改革的黄金时期，其时言论纷杂冲突频仍，但凡是有反对声音的地方就会有大棒、有辞退令，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张居正完全配得上“铁血宰相”的称号。

我们的主人公顾宪成就是众多反对者中的一员，一门心思地要与首辅张大人对着干。他才不去管张大人的主张和决策对不对，反正你说好的我就说不好，你支持的我就坚决反对，你做出的指示，我就进行严厉的批判。

就这样一个人，居然没有得到张居正大人的处罚。肯定有人会有疑问，张大人那么不留情面，辞退了那么多中下级官员，怎么会让顾宪成这样的愤青存在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的顾宪成仅仅是个六品小官，与张居正大人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说的话对于万里之外的张居正（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来说，只是蚊子在嗡嗡扇动翅膀罢了。

按理说，他这样的愤青应该是很不招人待见的才是。可事实恰恰相反，他在户部结识了许多与他志同道合的愤青，大家因愤世而惺惺相惜，因才华而齐济一堂。

时间转眼到了1582年，这一年，张居正病重，文武百官为了讨好这位“铁腕宰相”，竞相为他求神祷告，顾宪成才不去跪舔这位张大人呢！同僚怕顾宪成日后遭张居正嫉恨，悄悄地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这顾宪成是多好面子的一个人哪！天天说着张居正的坏话，到头来却给张居正祷告，那真有点儿让天下人笑掉大牙的意思了。于是骑着马，到了张居正府上，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了。这充分展示了他不依附权贵的耿直性格。

亏的我们的顾大人运气好，不久之后，张居正命丧黄泉，顾宪成并未因此而受到追究。

俗话说：“身死债灭”。如今张居正已经死了，顾大人与张大人之间的糊涂账应该一笔勾销了才是啊！顾大人也应该能消停一阵子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我们的顾大人是对事不对人的。就算没有了张居正，他依然会履行自己直言忠谏的责任的。他调转枪头，将目光投向了新的内阁。

张居正死后，次辅王锡爵成功上位，成为新任内阁首辅，同时也荣升为顾大人新的征讨目标。这番征讨，与铁腕宰相张居正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王锡爵完全没有能力应对。他的拥护派和反对派很快闹的不可开交，这就是大明党争的开始。

此时的党争初见端倪，并不是高潮。高潮则是万历二十一年（1594年）的“京察”。

“京察”是明朝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

“四格”即：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绩列为称职、勤职、供职。列一等者记名，得有升任外官的优先权。守即操守，分廉、平、贪；政表政务，分勤、平、怠；才分长、平、短；年则指年龄，分青、中、老。

“八法”为：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分别给以提问、革职或降级调用的处分，年老有疾者退休。

“京察”本身看来是好事，但既然涉及了官员的奖惩和升迁，势必会造成结党营私和徇私舞弊的情况。到了明朝末期，这种势头愈演愈烈，最终闹的不可收拾。

1594年的顾宪成，已经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专司百官的任免、升迁，是个肥缺，正五品，司局级）。这一年，大家迎来了大明王朝六年一度的“京察”，对于这个绝佳的排除异己的机会，官员们岂会放过？那一年的“京察”异常混乱，这次京察成了党争形成的标志，也给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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