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起过，万历至天启年间，明宫发生了三宗大案，是为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其中两件发生在明光宗朱常洛身上，一件发生在明熹宗朱由校身上。

红丸案前文提到过了，在此不赘述。此处详说梃击案和移宫案。

梃，字面意思是木棍。梃击就是用木棍打人，用木棍打人估计也不会造成什么重伤，然而后面加上个“案”字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为什么呢？容我慢慢道来。

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中，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什么意思呢？

如果正宫皇后有子嗣，那么就立皇后生的嫡长子为太子；如果皇后没有生儿子，就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前几代皇帝确实有不遵循这一规律的，然而这并不代表明朝已经忘了这套祖制。

巧的是明神宗万历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于是众臣就主张立王恭妃（后封）的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洛，万历十年生，其母系宫女。皇三子朱常洵，万历十四年生，系神宗宠妃郑贵妃之子。

万历十分宠幸郑贵妃，不喜欢王氏，因此拒绝认朱常洛为自己的儿子，甚至不让他上学。直到十岁，朱常洛还大字不识一个。堂堂一国之君的儿子，到十岁居然还是个文盲，说出去也挺丢人的。

明神宗万历朱翊钧是个很好面儿的人，架不住朝臣天天在耳边说：“您瞧，黎民百姓家的孩子，十岁尚且已经开始读私塾了，何况帝王家呢？难不成您要让黎民百姓们笑话您不成吗？……”

“哼！借他们几个胆，谁敢笑话我？”朱翊钧几乎咆哮了起来。

虽然嘴上这么说，明神宗万历还是觉得群臣说的有点儿道理。于是为了帝王家的面子，他豁出去了，想了个自认为完美的方案，本以为群臣会屈从于他的权势，谁成想，方案一出，就受到了群臣激烈的反对。

你们肯定开始好奇了，万历想了个怎么样完美的方案呢？自认为完美却被群臣反对呢？容我细细道来。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想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三王并封），待日后在三人中选出有才能的立为储君。能混到大学士的王锡爵是何等的聪明啊！万历的小把戏岂能瞒过他。

于是王锡爵奏请令王皇后抚育皇长子朱常洛，则长子即嫡子。然而万历却告谕礼部，同时将三人封王。圣旨一下，群臣反对之声不绝如缕，反对“三王并封”的奏章铺天盖地而来，粗略估计不下上百封。

迫于压力，神宗被迫同意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于是，在朱常洛十三岁那年，才真正接受了本该享受的教育。朱常洛的出阁学礼对大臣来说无疑是初步胜利了。

此后，群臣一次又一次地奏请神宗早立朱常洛为太子，这一奏请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最终在皇太后的压力下，才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封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蕃地洛阳。

按太祖遗训，藩王一旦被封，就必须立即到蕃地，无奉诏不得入京（这和清朝很不一样，清朝是封王后只能留在京城，无旨不得出京）。自1601年封王之后，福王朱常洵一直居京不去自己蕃地，这样一来，太子的地位就很不稳定。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长孙朱由校（朱常洛长子）已经九岁。，神宗知道废长立爱之举已经不现实了。于是督促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至此，沸沸扬扬折腾了三十年之久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如果你认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本章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呢！

朱常洛虽然有了太子的身份，但依然改变不了朱常洛的境遇。东宫（太子居于东宫）的护卫很是松弛，不知是万历有意为之还是怎么的。所以才能发生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的梃击大案。

万历四十三年端午节的前一天（五月初四），气候宜人，朱常洛在自己的慈庆宫赏着美景，饮着凉茶，本想一扫三十余年憋屈的心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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