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就指出：“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明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

但是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厚葬之风更盛，以至于“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

如果是太平盛世，这么做虽然浪费了一点，残忍了一点，但人们还能勉强承受得住，可现在是兵戈四起的乱世，大唐百余年间的积蓄尽数毁于战火，连大唐的国都长安都不能幸免，民间更是十室九空，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了，还要把钱财埋到地下去，再把本就不多的活人杀来殉葬，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事实上，唐朝历代帝王也是三令五申，要求实行薄葬，仅据《全唐文》中皇帝所颁的“禁厚葬诏”，就有八道之多，只是收效甚微，仅具文而已。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本人带头厚葬。

以举世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例，早在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就曾做过一番葬事从俭的宣言，说什么“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园陵。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积以岁月，渐而备之。”

结果这却是一个天大的骗局，据后世的《温韬传》云：“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简单来说就是，昭陵（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墓）依山凿石为元宫(墓室)，从埏道(墓道)至元宫深约75丈，前后设五道石门。墓内宏大宽敞，富丽堂皇，与皇宫差不多。这哪里是什么“务从俭约”，说它是厚葬的典型也丝毫不为过。

难怪欧阳修在《温韬传》末尾会感叹道：“呜呼，厚葬之弊，自秦汉已来，率多聪明英伟之主，虽有高谈善说之士，极陈其祸福，有不能开其惑者矣!岂非富贵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笃，而未然之祸，难述于无形，不足以动其心欤?然而闻温韬之事者，可以少戒也!”

五代十国时期唯一一位真正做到薄葬的皇帝只有、也唯有郭威一人！（亡国之君不算）

至于原因嘛，也相当有意思，话说郭威在西征的途中，就曾经看到过唐代的十多个帝陵被盗，地上地下的建筑被破坏殆尽。为求死后睡的安稳一些，免遭挖坟鞭尸之苦，郭威要求柴荣薄葬自己，并威胁道：“你若不听我言，死后阴灵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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