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宰似乎还有谏告，皇帝摆手止住他，继续言道：方大用虽已无大用，但他归顺朝廷的事应当予以表彰，内可示朝廷宽厚待人之诚，外可使附逆的伪臣感知朝廷的仁义，从而反正归来，效忠朝廷。事不宜迟，你速去备办！

皇帝这话等于是救了方大用一家老小的性命，宜州太守于是开关放人，方大用在境外静侯皇命，正惶急忧惧，闻听得这边开关放人，不由得失声大哭，旁人劝都劝不止，其宗族子弟亦都涕泣泪下，皆道：“万幸！万幸！父母妻子合家老小这下俱蒙恩得救了！”

进入宜州，太守为之置酒压惊，方大用一行稍事休整，便扶老携幼的往南都去陛见圣上。

在南都，被蒙在鼓里的朝臣，这下子如梦初醒，当下喋喋不休，纠缠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利弊得失。方大用一行已经到了南都，朝堂上的争论犹未止息。最后还是皇帝发话，这才结束了朝官们的喧哗吵闹。

就跟朝臣们时常揣摩皇上的意图一样，皇帝也经常去窥探臣子们的心机，这治国和御下看似很复杂，有时候却也简单，那就是要能哄会骗，并且这哄和骗还要表现得庄严堂皇和光明正大。

要知道皇帝为什么会倦政呢？这要么是因为群臣哄得他飘飘然，骗得他昏昏然，自以为圣人治世，天下无事；要么就是他鼓舌如簧，哄得口干舌燥，骗得心力憔悴，画出的大饼却充不得饥，当不得饱，于是就只好提早下场去休息反省。

换句话说，那就是朕既烦了你们也烦了自己，所以躲进深宫，任你们去争吵理论，横竖朕是闭目不视，有耳不听，自养精神，自求多福。

因为哄骗都有不能奏效的时候，逢上这样的时候，朝臣便往往先于百姓而追根究底，而朝臣追根究底比百姓们骚动不安更要可怕。他们能说能言，会鼓动，善生事，干起拉帮结派，朋比为奸的事来，却自以为是替生民请命，代圣人立言，事实上亦不过是心怀鬼胎，党同伐异，逐名求利的势利之徒而已。

皇帝因此就会失去对朝臣们的信任，他会倍加痛恨这帮搅事生非的臣子，他们就象是不听主人约束的狗子，只要领头的一叫唤，必然成群结队的一起狂吠，这时候还打不得骂不得，更不能不搭理，否则家养的狗子弄不好会反咬主人。皇帝于是得安抚让步，丢上几块骨头，让他们停口不叫。这样的事情一多，皇帝就会厌恶的觉得，他和朝臣的关系简直跟市井上做买卖的没什么两样，相互算计，讨价还价，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各取所需，各谋其利。

这一次因为方大用的事，朝臣们如意料中的吵成一片，皇帝极其不耐，于是长话短说，明明白白的告诉朝臣们：方大用有心想举义反正，归顺朝廷，未料事泄于外，所以前来托庇于朕，此事与太宰无涉，皆朕力主筹谋操办。方大用虽说事败，未能建功立业，惟其忠心尚在，足可推恩褒奖，以此感化叛臣孽子使之能够归正向善，惟其如此，或能使人心依附归服。若附逆之人皆知朕的心意，未必不能群起响应，诚能如是，则实为朝廷社稷之福。诸卿体念朕心，当不必多言。

皇帝把心中的如意算盘向朝臣们全盘托出，朝臣们便都知情识趣的住口不言。皇帝所讲的道理事实上也无从辩驳，方大用说来不过是个降臣而已，利用一个降臣来吵政见，自然吵不出多少的名堂，所以当皇帝一发话，朝臣便都转而称颂皇帝的仁慈圣明为当世少有，所以才有这远人来归，叛逆来降的盛景。

奉皇帝旨意，礼部精心准备和筹划了一场远人来归的大场面，来此来体现和满足皇上所说的推恩褒奖以感化逆臣的良苦用心。

临安殿外由是设乐，立仪仗，文武百官依序站班，皇帝巍然正座。方大用纱衣纱帽，葡伏于殿前的台阶下，口中自称“罪臣方大用，赴都门阙下磕见天颜。罪臣有负于皇恩，曾臣事伪主，助纣为虐，行为狂悖，实属罪大恶极！今罪臣虽已翻然悔悟，并痛感前非，但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求陛下宽免恩赦，情愿以死抵罪！家中父母妻儿、宗族子弟，因罪臣之故，即使受诛伏法，亦不敢怨。”

刑部尚书此时出班，大声列数方大用此前的种种罪状，并请皇上赐以极刑，以正典刑，使乱臣贼子惧。

皇帝这时道：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方大用虽曾助纣为虐，行为狂悖，但能够举义反正、弃暗投明，足可见其良心未泯。方大用既然痛改前非，赴阙请罪，朕将既往不咎，法外施恩，特旨保全方大用及其父母妻儿、宗族子弟的性命。

方大用伏地涕泣磕谢，向皇帝献上《蜀中关隘形胜图》一幅并西蜀之户口图籍，并愿亲作向导先锋，带领朝廷官军杀入西蜀，诛除靖逆，光复山河。

皇帝欣然而喜，诏令以方大用为西川节度大使，封归安伯，赐宅于归化里，其父母妻儿、宗族子弟等亦给了封诰官职。

太尉唐觉之对于方大用归顺来降一事，虽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但是在方大用受封之后，却上书给皇帝，要皇上警惕靖逆的动向，加强边境要地的守备。江南虽然太平，但强敌虎视，应居安思危，以策万全，切不可以为当下太平便能高枕无忧，不作长远之图。

太师陆正己也在此时向皇帝进言，希望皇上听取太尉的忠告，方大用归顺投诚，靖逆必不肯善罢干休，所以江南应该严阵以待，以防备靖逆的挑衅进犯。

唐太尉和陆太师的上书和进言，皇帝是首肯的，他也以为不能掉以轻心。江南在周太宰的治理下，虽然暂无内忧，但是外患却是始终存在，这对自己和朝廷的安身立命构成威胁。

只是皇帝从陆唐二人的上书进言中发现了另外一种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陆太师和唐太尉是甥舅，在洛都的时候，陆正己由于赋闲在家，兼与姐夫唐明不和，所以两家的关系并不融洽，朝廷播迁到南都，两家才恢复了彼此来往，但皇帝没想到这两家现在竟会走得这么近？一个上书，另一个就马上进言，仿佛预先安排好的？并且皇帝还奇怪，朝臣结党，豪门勾结，恁大的事体，揖捕司对此怎么视若未见？

皇帝略一思索，立刻就想明白了，揖捕司归陆怀掌领，这陆怀虽是帝婿，但说来说去总归是陆家的子弟。既然事涉家门，当然会隐而不报。

豪门结党，贵戚专权，于国于家都不是好事，皇帝当初之所以弃陆正己不用，就是怕权力出于私门，象东晋“王和马共天下”的格局，他不想在南都重现。在一番思量之后，皇帝下旨命右相戴有忠负责练兵整武，防备靖逆的挑衅或是进犯，同时以御史中丞周如乐为钦差大臣，出京巡视宜、房诸边州的兵备军务。

这都是承运六年盛夏时的事。从承运元年圣驾巡幸金陵到现在，一晃已经过去了六年的光阴。这六年里，皇帝的日子也还过得舒心称意，所以他现在不想招是惹非，轻启兵革。本来西蜀的方大用派人来与南都交接归顺投诚时，皇帝还曾情绪激动并寄予厚望，但是这希望随着方大用逃奔南都而眼睁睁的看着它破灭。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和体会皇帝内心那种痛心疾首的感觉。只是在痛心疾首之后，皇帝发现他还是只能安于现状。

这都是天意！皇帝转过来这样自我安慰，其实这样也好，安于天命，谨守江南，伺机而动，亦未尝不可。

皇帝想要达到的目的其实很明确，那就是顺顺当当的做皇上，只要能够坐稳皇帝的位子，世上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担心忧虑的事。

朝臣们的想法与皇上的心思在这方面其实是一致的，只要皇上能够安居宫廷，休然无为，朝臣也才能够官禄长久，处世无忧。皇上和臣子的关系有时就象苟合的男女，因为相互需要，彼此才能一拍即合，厮混到一起。

这关系既谈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糟，历朝历代，由古到今，就这么延续而来，无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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