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背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

——《明史》熊廷弼陈辽事疏

十一月初二，驻守广宁的户部右参议王化贞突然传回一封加急奏报，“近日北地大寒，城中非议甚多，或称蒙古妙花、虎墩兔（林丹汗）等部发兵二十万，欲南来劫掠，臣乞万岁速发百万帑金以抚之，一者可缓今冬之急，二来可借其兵攻奴……”

天启收到急报不敢怠慢，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内阁、兵部、都察院兵科道全部参加。

“王化贞开口就要一百万两银子，这未免也太多了一些。”乾清宫里，天启坐在椅子上，一脸的纠结。

“万岁，若是蒙古兵破关，南下袭掠辽西而来，那损失的可就不仅仅是百万金了。”兵科给事中杨涟提议道，“臣以为，这钱可以给，但是必要蒙古立约，一者，今后不可再南掠，二者，需出兵四十万助辽事。”

“万岁，臣以为不可！”说话者乃是兵科给事中官应震，“蒙古素来狼子野心，言而无信，朝廷今日给抚银百万，若其明日复要，何予之？此如以地事秦也！”

“万岁，且不论日后如何，现如今的境地是，若朝廷不发这百万抚银，妙花等部二十万兵顷刻便要南下辽西，待其兵至，我等又以何御之？”兵部尚书黄嘉善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天启提了个醒，大明朝现在的兵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个是辽东沈阳，主要防御后金努尔哈赤部，一个是江浙福，主要是备倭，再一个是四川，用来镇守西南各路土司。如今蒙古大兵压境，如果从辽西一线突破进来，那么从山海关至锦州的十几座城池很可能都要完蛋，补给线一旦被切断，戍守辽东的数万人马恐怕就要跳海去喂鲨鱼了。

“就依杨涟所言，抚银朝廷可以给，但是蒙古必须立约，不得再南下，且得助我天兵攻奴。”天启思略再三，还是决定花钱买个平安，没办法，萨尔浒一战之后，大明朝在关外的实力急剧缩减，谁都可以来打秋风。

这边蒙古的抚银刚发出去没两天，十一月初七，后金努尔哈赤率兵两万突然进攻蒲河。蒲河本来只是一座小城，其中戍守的官兵不过千余人，又遭后金兵突然袭击，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坚守两日后即告城破，城中官兵死伤七百余，百姓焚掠无数。辽东经略熊廷弼接到消息后，立刻命令沈阳镇守总兵官贺世贤急出三万兵马救城，但等他赶到的时候后金的大部队已经撤离了，只有一支两千余人的小股部队留下殿后，贺世贤随即与之交战，阵斩一百七十一人，俘十一马，散逃者无数。

熊廷弼将此报发回京师，本以为勉强也算是一封捷报，毕竟杀敌俘虏小二百人呢，而且蒲河城也没丢，只是让努尔哈赤打了草谷。没曾想“捷报”发回去却成了“悲报”。

十一月十三日，辽东战报抵京，户科给事中姚宗文依此参了熊廷弼一本。熊廷弼本是楚党，而姚宗文是浙党，两人原属同一政治派系，然而十多年前，姚宗文因为丁忧的关系，被罢官回乡守孝，守孝期满，他期望重回朝堂，却举荐无门，于是找到了当时的左副都御史熊廷弼，请他为自己谋一个差事，但是熊廷弼自觉刚正，不愿做这等“苟且之事”，于是拒绝了姚宗文，姚宗文由此便怀恨于心。后来姚宗文凭借他的老师督察御史刘国缙的关系，总算是回到了朝廷。刘国缙本来对熊廷弼很有好感，认为他“素有刚正，胸怀广博”，但是后来刘国缙任职兵部主事，在辽东战事上犯了错误，这事被熊廷弼给捅了出去，让刘国缙差点乌纱不保，由此，师徒两人都对熊廷弼心怀怨恨，也不管什么政治立场了，反正就是要搞垮熊廷弼。

十一月十四日朝会，户科给事中姚宗文当庭弹劾熊廷弼：“弼出关业已逾年，漫无定策，蒲河失事，焚掠甚惨，匿不上闻。而贺世贤塘报仅仅斩一级获二马，张皇其词，颂功部院，岂不遗笑蛮夷？荷戈之士徒备畚锸（代指土建之事）挑浚（疏通河道)之役，尚方之剑仅供作威逞志之具。檄诸边以御东虏，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臣恐财尽民穷，盗贼蜂起，忧不在三韩，而在萧墙之内也！”

姚宗文话说完，最先震惊的不是天启，而是方从哲，作为浙党领袖，三党共主，他万万没想到姚宗文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倒戈相向，攻伐同党，“宗文从未去过辽东，又何以知道经略虚实？”

“臣虽未赞襄辽东军务，然臣之师刘国缙却驻辽二年有余，辽事深浅，悉知如彼。”姚宗文此话一出，方从哲恍然大悟，他早先曾听闻熊廷弼与刘国缙反目之事，如今看来，确实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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