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位大使进退两难，毕竟承受了太多的期望与重负，顿感压力巨大，非同寻常。尽管他们几度联名向北京政府通电，请政府指示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但政府内部也觉得此事相当棘手就一直没敢明确表态。段祺瑞虽然已经不是总理，但仍是所谓的参战事务处督办，以“太上总理”自居，处处与勒云鹏掣肘，搞得这位昔日皖系“四大金刚”之首的时任总理都想与老上司反目成仇。这下子，他又让勒云鹏以总理名义电告外交公使团，允许在和约上签字。但是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等人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联名致电徐世昌，还以总统的名义直接通电巴黎，表示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这种未达成一致协议的内政外交，还真让五位公使头疼。“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久未取得成果，关于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一事的消息业已传到中国境内。咦？这是怎么回事。北洋政府及五外交官谨慎行事，未敢及时向中国宣告这一消息，为何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呢？原来，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五位外交大使向和会提交了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趁机夺取德国在山东权益的陈述书，但这一要求又遭拒绝。旅欧留学生得知此事后，满腔热情地奔走呼吁各国华侨支持中国外交官提出的合理要求。在海外游子的电报和书信之中，就有向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新闻办报人物痛陈帝国主义无理拒绝中国代表团合理要求的这一消息。就此，这一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地在中国境内传播开来。

还是在1919年5月1日，记者邵飘萍将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合理要求这一确切消息于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告诉学生，并极力揭露亲日派政府官员段祺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行为。北大学生得知这一消息，个个都义愤填膺，表示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和会上签字，最后，一致决定于5月3日在此地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2日，北洋政府居然密电中国代表团可以在和会上签字。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上撰文道：“山东亡矣，国将不国，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孙中山得知这消息那还有心情归隐著书，立刻通电全国称：“北洋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而我之民众拒不作亡国奴，岂有我泱泱中华之大国就此屈服于列强耶！愿举国民众合力保国！”

5月3日晚，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如约召开集会，并约请了北京13所中级以上的学校代表参加，大会还决定于5月4日在**前举行游行示威。与会学生情绪激昂，纷纷慷慨陈词，痛诉北洋**无能和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并声称，稍有爱国良心者皆不能容忍。一时间，法科大礼堂的气氛义薄云天，学生们的发言更是慷慨激昂。1000多名学生愤怒兴奋得一夜未眠，彼此都在大礼堂吐露心声，大讲国际国内形势。

5月4日到了！此日清晨，北京8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云集于**前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巴黎和会”上的条约。“收回山东权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进步的口号响彻云霄、惊天泣地。其中，一名学生当场咬破手指，撕开布衣，血书“还我青岛”一举引得学生们的震撼和赞许，“还我青岛”的口号也如洪波一样在人群中层层荡开，势不可挡。

是日10点左右，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刚从城外到北大新潮社，准备也去加入**的游行示威队伍当中，其同学狄福鼎又刚好从游行示威的人群中回来找罗家伦商议关于运动宣言的起草事宜：“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有了宣言才更有斗争性和号召力，北京8所学校的同学都推举我们北京大学起稿，我看还是由你来执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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