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农民暴动的领袖黄巢、王仙芝就是私盐出身的盐枭，而五代的军人更是专横跋扈，公然兴贩私盐，且数额相当之大，如后汉时的青州节度使刘铢“有私盐数屋“即是一例。

自宋以降，历元、明而迄于清，可谓中国古代私盐最为泛滥的时期，而且是愈演愈烈，特别是清代的食盐贩私，“其种类之多，规模之大，区域之广，危害之烈，第积历代盐弊渊薮“。

私盐贩卖人数众多，结构复杂，贩私活动的地域广泛。明末清初更为严重，发展到了“盐徒充斥，无处不闻“的地步。不少“贫穷老少男妇“也加入到了贩卖私盐的行列。如清朝苏南苏州、松江、镇江等地“老少男妇背负筐提之盐，接踵连肩，城乡村镇，沿途摆卖“，此种现象不独江浙如此，就连江西、湖广等处情形大致相同。元明清时期，不仅东南各省私盐问题一仍其旧，就是在以往私盐问题尚不严重的湖广一带和川盐产销区也是私盐盛行了。

而且这些私盐贩子，贩私数额越来越大。不仅“贩私盐数千斤及万余斤之案甚多“，就是一次贩私盐在数万甚至数十多万斤的情况亦不少。

私盐贩子干的都是刀头舔血的买卖，加上财大气粗，因此下面都养着一群人数不少的私人武装，因此持械聚众贩私成为经常和普遍的现象。

清代长江中下游各省是私盐最为泛滥的地区之一，大江南北“私盐充斥，盐徒聚众贩私“，或数十人，或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一伙“成群贩卖，一遇巡捕人役，自恃枭众捕寡，执械敌巡盐人役，轻则带伤。重则致命“。广东沿海一带盐枭“各带大船，携带器械，满载私盐，往来兴贩“等等，不胜枚举。许多这种有组织的持械聚众贩私到后来往往成为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造成私盐泛滥的主要原因，一是苛重的封建剥削使得盐民农户的生计日艰，不得已铤而走险，冒法制私贩私。二是政府的食盐*政策所造成的食盐供需之间的严重脱节，为贩私活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需求市场，从而刺激了一些人对盐利的追逐，利之所在，人所共趋。三是制盐的进步，使得私盐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

富顺县的井盐则是明显的盐户大户生产，官府监管，垄断销售的模式，这时候，满清在四川的统治才刚刚安静下来，还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生产者。而后期随着政权的进一步稳定，满清政府对盐货的控制只会越来越严。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私盐暴利，多少人铤而走险。马克思老人家的资本论就不再这说了。官场腐败，官商勾结，私盐也只能是愈演愈烈。

就像王斌在大雪山上，靠山吃山，大雪山和仙峰山这里的盐矿如此巨大丰富，这里面的流民很多都是在盐矿上干过，靠盐维持生计，对于制盐那是最熟悉不过，只是这些流民虽会制盐，但是没有官府的庇护，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不了盐枭。

私盐利大，但风险也高，因此私盐贩子大都是有头有脸的豪族大亨，和官府的交情甚深，很多还是官商勾结。毕竟有了官府，很多事情都可以被遮掩下去，不需要整天提心吊胆。

自古以来，四川周围的几个省份都是缺盐严重，比如湖广和贵州。因为缺盐，贵州是中国最先普遍食用辣椒的地区，康熙年间，因贵州缺盐“当其(盐)匮也，代之以狗椒(辣椒)。

四川也是同样的问题，尽管有井盐，但数量有限，价格昂贵，底层百姓吃不起，也舍不得花钱，所以很多人以辣椒代替。到了贵州，因为缺盐，私盐贩子把盐带入贵州，以米易盐，纳米二斗换一引川盐，一引为50包，每包100斤，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进入川盐运道。

也因此，和朱若兰打交道的盐枭，基本上都来自四川湖广和贵州几省，而江南一带的盐枭，私盐则主要来自于粤闽。

食盐和粮食一样，都是人们每日必食之物。以每人每天吃盐三钱计算，一个人每年消耗的食盐大约是七斤，一万人每年就是七万斤，如果是一百万人，那么每年就是七百万斤!数量可谓十分巨大。

按照市面上私盐的价格，一斤盐按低价七文钱一斤，一百万人一年将近是五万两银子，况且，光湖广吃私盐的人数就绝对不下三四百万，若是这样算下去，利润确实可观。

像湖广的唐六和贵阳的祝水，按照他们和朱若兰以前的交易记录，每月都是30万斤盐左右，就连成都的杜子华也是10多万斤，这些人每月加起来足足接近百万斤每月，也就是7000两银子每月，每年近10万两银子的私盐销售，也不知道这些人把盐都销售到了什么地方，如何销售。

各省各地的私盐贩子、五六个人被请了进来。由于清兵进攻仙峰山达一月之余，这些人没有私盐来源，千方百计一直在重庆府和泸州府周围打探消息。等清军退却之后，这些人再也按耐不住，一窝蜂地找了过来。

王斌不由得心里暗叹，这些人可真是应了马克思老人家资本论的精髓啊！要钱不要命，利之所在，虽九死而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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