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由于远古时代的小麦售价有时会极其低廉，所以上述作家就误以为当时小麦的普通售价比现在低得多。

在他们看来，既然当时小麦的最低售价，远远低于后来小麦的最低价格，那么当时小麦的普通售价，也必然会比后来小麦的普通售价低得多。但是，他们似乎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远古时代的小麦售价，有时也比后来小麦的最高售价高得多。例如，弗利伍德就曾在1270年提到了当时有两种小麦价格：第一种是每夸脱售价4镑16先令，相当于现在的14镑8先令；第二种是每夸脱售价6镑8先令，相当于现在的19镑4先令。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都不可能出现这么高的价格。

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容易发生变动，尤其是在动乱而无秩序的社会。因为，在动乱社会，商业和交通的中断，会使贫乏的乙地无法从富饶的甲地得到救助。从12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叶，英国都处于普兰塔日尼王室的统治之下。当时，政局紊乱，相距不远的两地，也可能一个非常富饶，另一个则因为自然灾害或豪族入侵并毁坏庄稼而陷入饥荒。如果这两地中间是敌对贵族的领地，那么富饶地区就无法向饥荒地区提供援助。到了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在都铎王朝强力统治下的英国，没有哪个贵族可以强大到敢于扰乱社会秩序的地步。

我在本章末尾，列出了由弗利伍德搜集的从1202—1597年的小麦价格。这些价格，被弗利伍德换算为现在的货币之后，按年代顺序分组排列，每12年的数据为一组，总共有7组，每组末尾都记载了该组12年间的平均售价。弗利伍德所搜集的小麦价格，虽然时间跨度很长，却只有80年的数据，最后一组缺少了4个年度的小麦价格。因此，我根据伊顿学院成立于1440年的伊顿学院，目前大约有1250名学生，曾教育过18名英国首相，最让人注目的当然就是威廉和哈利王子，伊顿学院不收女生，但英国女王是唯一的例外，是伊顿唯一一位女性荣誉校友。从温莎古堡走过温莎伊顿桥，沿HighStreet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伊顿学院。——译者注的记载，增补了1598—1601年这4年的小麦价格。

由这些数据可见，自13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以后，小麦的平均售价每12年下降一次，到了16世纪末才逐渐上升。看上去，弗利伍德搜集的小麦价格，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似乎主要是为了引人注意。因此，从他这些价格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不敢贸然断言。不过，如果这些价格真的能够证明什么，那么它所证明的就是我要阐述的观点。可是，弗利伍德像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也相信当时的银价会因为银产量的日益增加而逐渐降低。不过，他所搜集的谷物价格，不但不能支持他的这种意见，反而和杜卜雷·圣·莫尔的见解完全一致。莫尔的见解，就是我要努力阐明的观点。弗利伍德和莫尔，似乎都对搜集以往各种物价的数据孜孜不倦。这两位作家态度都很诚恳，虽然他们的意见有着很大的不同，可是他们所搜集的物价数据却极其相近，谷物价格更是完全一致。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可是，即使是最有见识的作家，他在推断远古时代银的巨大价值时，也会更多地依据除谷物之外的其他土地生产物的低廉价格，而不是单纯地依据谷物的低廉价格。据说，在未开化时期，谷物这种制造品比其他大部分商品都要贵很多。我想，这里所说的大部分商品，应该就是指家禽、牲畜和猎物吧。在贫困和野蛮时期，家禽这类非制造品的价格要明显低于谷物的价格。不过，造成这类非制造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不是银价过高，而是它们本身的低廉价值。也就是说，不是当时的白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远远多于同一数额在富裕时期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而是当时的家禽这类非制造品只能购买到极少的劳动量。

西班牙属美洲的白银价格，必然要低于欧洲的白银价格。也就是说，产出国的白银价格必然低于输入国的白银价格。原因是，白银从输出国进入输入国，需要通过水陆长途运输，费了大笔的运费和保险。但是，乌罗阿却说，在不久以前的阿根廷首都，人们只要出21个半便士的价钱，就可以从400头牛中任意挑走1头牛。拜伦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匹好马的售价只要16先令英币。在那些土壤肥沃、大部分地区都未被开垦的国家，都可以用极少的劳动量换得家禽、牲畜和猎物这类非制造品。因此，这类非制造品也就只能购买到极其有限的劳动量。不过，这类非制造品售价低廉的事实，只能证明它本身的真实价值极低，却无法证明当地白银的真实价值极高。

我们应当时刻牢记一点：衡量白银及其他商品的价值的真正尺度，是劳动，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个或一类商品。

在那些土地荒芜、人口稀少的国家，居民可以从自然中得到的家禽、牲畜和猎物，往往要比他们需要消费的多很多。这时，通常供过于求。所以，这类非制造品所能代表的劳动量，会随着社会状态和社会所处的不同改良阶段而有所不同，甚至会有很大的不同。

无论社会状态和社会所处的改良阶段如何不同，谷物都是靠劳动得来的。不过，从大体上看，各种劳动的平均产量都适应于其平均消费量。也就是说，平均供给总是大体上和平均需求相适应。而且，无论社会处于哪一改良阶段，在土壤和气候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同一数量谷物所用劳动量几乎都相同。换言之，生产同量谷物所的代价，几乎是等量的。因为，当劳动生产力随着耕作的改良而增大时，作为当时主要农具的牲畜的价格也会增加，这就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劳动生产力的增大部分。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确信：无论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改良阶段，谷物都比等量的其他土地生产物更能交换到等量的劳动。因此，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谷物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改良阶段，都能够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类商品更正确地充当价值尺度。因此，我们要想更正确地判定银在上述不同阶段的真实价值，用谷物作类比，比用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类商品作类比都更合适。

另外，在各个文明国家，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部分，都是受大众喜爱的谷物或其他植物性食物。农业的扩大，使得各国土地能够生产出比动物性食物多得多的植物性食物，而劳动者的主要生活资料，几乎都丰富、低廉而又卫生，家畜肉所占的比例都极小，家禽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猎物根本就没有。只有在那些极其繁荣的国家，或是劳动报酬相当高昂的地区，家畜肉、家禽所占的比例才会高一些。法国贫民，甚至是劳动报酬稍微比法国高的苏格兰的贫民，也只有在佳节或其他特殊场合才能尝到肉味，平时一般都很少能吃到肉。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极小地由家畜肉或其他土地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决定，极大地由谷物这类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货币价格决定。因此，金银的真实价值（或者金银所能支配的真实劳动量），极小一部分由金银所能支配的家畜肉或其他土地生产物的量决定，极大一部分由金银所能购入的谷物的量决定。

不过，就算上述那些聪明的作家对以上三种情况观察得不够仔细，他们也不一定会被引入迷途，只因为他们同时受到了下面这个俗见的影响，才最终陷入了迷途。这个俗见是：由于银量在任何国家都会自然地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所以银的价值肯定会因此而减少。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见解。

在任何一个国家，贵金属数量增加的原因都有两个：一是供给贵金属的矿山的产出量增加，它无疑会减少贵金属的价值；二是人民财富（即劳动年产物）增加，不过它与贵金属价值的减少没有关系。

贵金属的数量，会随着更富饶的矿山的发现而增多。如果数量更多的贵金属，只能换得和从前等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那么等量一般金属所能换得的商品量也必定会比从前少。所以，如果是矿山产出量的增加引起了贵金属量的增加，那么贵金属的价值必然会因此而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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