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给仅靠劳动过活者的工资，至少要足够其维持生活。一般情况下，这一工资还得能够让劳动者赡养家室。似乎就因为这个原因，坎梯隆理查德·坎梯隆，重农主义的先驱者，继承了配第的思想，但他把财富的源泉主要归于土地，而把人的劳动看作是生产财富的形式。著有《商业性质概论》一书。——译者注才作出了如下推测：供养着一对子女的最下级劳动者的工资，至少也得是其自身所需生活费的倍数；而其妻子的劳动所得，除去照料儿女的部分，只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据一般统计，有一半儿童都在未成年之前死去。因此，最贫穷的劳动者，为了能够有两个活到成人年龄的孩子，一般至少会养育四个孩子。坎梯隆认为：“抚养四个孩子的必要费用，几乎等于一个成年人的生活费，这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劳动者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就连一个强壮奴隶的劳动价值，都是他自身生活费的倍数，何况是一个最低级的劳动者。因此，我似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即使是最低级、最普通的劳动者夫妇，他们的劳动所得也必须要稍微超过他俩的生活费，才能赡养家属。至于这种超过额是按什么比例来计算的，我不想确定。”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劳动者所处的地位比雇主更有利。他们得到的工资，会大大超过上述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无论在任何国家，如果其市场不断增加对工人、散工、佣人这类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每年都多于前一年，那么劳动者就没必要为了提高工资而结合。因为，雇主这时自然会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么以来，他们为了防止工资提高而组成的自然组合，就会自动被冲破。
明显地，雇主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必定会随着他垫付的劳动工资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会成比例地增加。这种增加的资本，一部分来自雇主超过生活所需的生活费，一部分来自雇主超过自己使用所需的资财。
不管是哪一个地主、年金领受者、有钱人，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收入既能维持一家人生活又有剩余，就一定会用全部或部分剩余额来雇佣家仆。而且，他们所雇佣的家仆人数，会自然地随着这一剩余额的增加而增加。
把剩余额费在雇佣方面的人，除了有钱人，还有织工、鞋匠这类独立工作的劳动者。当他所持的资本除了足够他购买原材料、维持他在货品出售之前的生活之外，还有剩余时，他自然也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拿这一剩余部分去雇佣帮工。他所雇佣的帮工人数，也自然会随着这一剩余额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一国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取决于该国的收入和资本是否增加。当收入和资本增加时，这一需求自然也随之增加；而当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时，这一需求也绝对不会增加。
收入和资本是国民财富。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当国民财富增加时，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自然也会增加；而当国民财富没有增加时，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也绝对不会增加。
决定劳动工资增高的因素，不是现有的国民财富有多庞大，而是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所以，出现最高劳动工资的国家，往往不是最富有的国家，而是那些最快变得富裕、繁荣的国家。
现在的英格兰和北美各地相比，前者虽然较富裕，但其劳动工资却没有后者高。在纽约，普通劳动者一天的工资，是3先令6便士的美币（合2先令英币）；而造船木匠一天所赚的，除了10先令6便士的美币，还有1品脱品脱是一个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1品脱在英国和美国代表的是不同的容量，而美国更有两种品脱：干量品脱及湿量品脱。1加仑=4夸脱，1夸脱=2品脱，1英制品脱=20液盎司=568.26125毫升。——译者注价值6便士英币的酒（总共合6先令6便士英币）；而泥水匠和建筑木匠，每天可以赚得8先令美币（合4先令6便士英币）；就连裁缝帮工，每天也可以赚得5先令美币（合2先令10便士英币）……这些劳动工资，都比伦敦同行业者的劳动工资高。
在北美的殖民地，劳动工资似乎和纽约一样高，而食品价格比英格兰要低很多，所以当地从未出现过饥荒现象。即使是遇到歉收年，也只是减少一部分输出，剩余的部分还足够满足自己所需。所以，对北美劳动者来说，如果其货币价格高于母国，那么按照比例，其真实价格也一定高于母国。换言之，在为劳动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方面，北美劳动的实际能力要高于母国。
跟英格兰相比，北美虽然不够富裕，却更繁荣，其财富的增长速度也快得多。居民人数的增加，就是一国繁荣的明显标识。同样是增加一倍的居民，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只需要20年或25年就做到了，而英格兰及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却用了大约500年。居民人数迅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当地人口迅速繁殖，而不是有新居民移入。据说，当地有些高龄居民甚至有上百个直系子孙。这时，虽然子女众多，但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家庭反而会富盛起来。
照推算，一个未离开双亲家庭的子女，其劳动价值足有100镑。在欧洲中下等人中，如果一个青年寡妇有四五个孩子，那么她就很难再找一个丈夫。而在北美，结婚的最大鼓励就是儿童。如果北美同样也有一个有四五个孩子的青年寡妇，则往往会有男子因为孩子的诱惑而向她求婚。所以，早婚在北美根本不足为奇。因为早婚，北美的人口大量增加。不过，尽管北美增加了很多人口，劳动者的人数还是不够。劳动者增加的速度，跟劳动需求增加的速度、维持劳动者的资金增加的速度相比，似乎要慢得多。
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富有，只要它在长时期内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它的工资都不会很高。因为，这笔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也许是它能够支付居民的收入和资本的极大数额。如果在几个世纪之内，这笔资金都几乎维持不变，那么每年所需的劳动者人数也会得到满足，甚至还有剩余。这么以来，雇主就不会因为劳动者不足而相互竞争了。
而当劳动者人数增加到超过有效需求时，就业机会就会不足。于是，劳动者就不得不通过相互竞争来获得工作。比如说，当劳动者的工资除了足够养活其一家人之外，还有剩余时，如果又出现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那么雇主们就会出于利害关系而压低工资，不久之后，工资就会被减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水平。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它拥有最肥沃的土地、最精细的耕作、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居民。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它似乎就开始停滞不前了。如果翻看现在的旅行家写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就会发现其中记述中国的耕作、勤劳及人口的稠密状况，几乎跟500年前马可波罗记述的同类报告没什么两样。中国财富的发展程度，也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顶峰了。
比较各旅行家的报告，发现它们有很多地方都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它们都一致地记述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劳动工资低廉得难以赡养家属。在中国，耕作者虽然终日劳动，所得的报酬最多也只够购买少量稻米；至于技工，状况就更恶劣了。他们携带着器具在街市上不断地东奔西走，靠搜寻甚至是乞求工作来过活，完全不同于那些漫不经心地在自己的工场内等候顾客的欧洲技工。中国下层人民跟欧洲最贫乏的国民相比，前者的贫困程度要远远超过后者。
据说，由于广州附近的陆地上没有居住处，有数千户人家都栖息在小渔船中。这些人不但没有住处，还缺少食物，往往会为了夺得船舶丢弃的污秽废物而相互殴打。他们如果得到猫或狗的尸体，即使那些尸体已经有一半腐烂并发臭了，他们也会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样高兴。人们之所以会结婚，也不是出于生儿育女的考虑，而是因为婚后就可以自由地杀害儿童。每天夜里，各大都市都会多出若干的弃婴。这些弃婴，要么被丢弃在街头巷尾，要么像小狗似的被扔进水里。杀婴这种可怕的工作，据说还被一部分人公然地认为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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