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历来就有托物言志的传统，作者不愿意明白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时，往往就会隐去真意，用托物言志的方法委婉含蓄的表达出来。《红楼梦》作者所推崇的楚文就是以“讽喻政治”而着称，它的代表作《离骚》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屈原笔下的美人香草，寄托了他高尚情操和政治理想，成了他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代名词。在这个大气磅礴的诗篇中，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创造出了富于象征意味、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深刻揭露了当时楚国政治的黑暗和混浊；颂扬了崇高的理想、纯洁的人格；礼赞了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谱写了一首激越而又壮丽的悲歌。诗人用沸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绚丽的文采，尽情的抒发了对真、善、美的由衷赞美，对假、恶、丑的无情挞伐。作者笔下的美人花草已不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某种象征。

那么，“远师楚人”的艺术表现手法，又有“别开生面，另立排场”的创新思维的《红楼梦》，焉知里面的美人香草就不是作者政治理想的代表？就不是他美好追求的象征？既然作者在创作手法上敢于大胆创新，不“拘拘于方寸之间”，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才子佳人”或“美人香草”的爱情故事里作茧自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只有跳出固有思维的樊篱，才能与作者的创新思维接轨，与他的真实意图相互交融。

清王梦阮和戚廖生一样，是一位深知《红楼梦》在说什么的人，他在《红楼梦索隐》一文中，对《红楼梦》的笔法做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

《红楼梦》一书，海内风行，久已脍炙人口。诸家评者，前赓后续，然从无言其何为而发者。盖尝求之，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

他在这里明确指出了《红楼梦》是一部“纪事之作”，但为了避讳，不得不以言情小说示人，他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借宾定主法”，并解释道：

全书以纪事为主，以言情为宾，而书中纪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宾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不敢言不忍言之隐，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于是故作离奇，好为狡猾，广布疑阵，多设闲文，俾阅者用心全注于女儿罗绮之中，不复暇顾及它事。作者乃敢乘人不觉，抽毫放胆，振笔一书，是善用宣宾夺主法也。明修暗渡，非寻常文家之能事已也。

他的意思是说，书中的真事和假话的比例是3：7，也就是说，真事只有全书的十分之三，闲文却占去了十分之七。然而，就是这十分之三的真事也不是直言不讳说出来的，而是“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这就说明“借宾定主法”或“喧宾夺主法”能把真事和假话连接得天衣无缝，让人难以察觉。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也就是说，为了避讳，为了淡化“伤时骂世”的色彩，作者不得已而为之。所谓的“托言儿女”，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借“美人香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未完、待续）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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