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八十年代后期。社会上物资供应开始丰富，物价也便宜，一二十块钱就能在街上跟哥们狠搓一顿。瓶装啤酒虽少见，但两毛钱一碗的散装老白干，还是随处可见。牛仔服、高跟大头皮鞋、高领毛衣、西服、墨镜、格衬衣、喇叭裤、蝙蝠衫已开始流行……

虽然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但姑娘们天然不造作，思想单纯。她们紧跟时代潮流，穿着得体，仪态端庄，像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时尚青年才戴大墨镜，烫流行发型。整个社会风气，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在人性各个方面上都没有尺度。用狂放这个词，比开放来形容这个时代，更为贴切。《庐山恋》的公映，让我们知道了接吻是怎么回事。在《大众电影》里看过，这部片子是“文革”后第一部表现爱情主题的电影，是标准的浪漫主义爱情叙事：一见钟情而不纵欲，男女主人公呼唤的是自由而不受干涉的爱情。虽然这部片子受到许多非议，尤其是第一次出现“吻戏”、女主角换的43套服装，都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但是，这部片子对国人浪漫主义爱情的启蒙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女主角的扮演者张瑜不但获得了首届金鸡奖和百奖的“双料影后”，而且成为当时中国观众的“梦中情人”。

王老大腋下夹着几张报纸，说是人家儿子海鹰拿回来让他卷烟的，我顺手借了回来。俨然封闭的暗室被打开了一扇窗，我坐在屋檐下，一字不落地看了半天。

才知道政府最近正在实行严打。

因为流氓罪被枪毙的有好几个高级别的人：在领导“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亲笔批示下，时任上海第二书记湖立教之子胡晓阳、时任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陈晓蒙以强奸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陈晓蒙胞弟陈冰郎被判无期。电影明星迟志强也因流氓罪被判刑，星途戛然而止。当时北京的一个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的女子，在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后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多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虽已成年，但在人面前我还是羞于提起“性”。好像我的性启蒙，最初只是表现在“过家家”的游戏里，其他一无所知。

记得还是在放羊时，有一次在一处沟崖下，我发现两个小孩，也就十二三岁左右。俩人躲在暗处，衣服都脱得光光的，一个居然爬在一个身上，而且似乎还有剧烈的动作。当时把我就惊呆了。躺在地上的女孩先注意到了我，她一下惊慌地瞪大了眼睛，尔后男孩子也有所察觉，转身看了我一眼，然后迅即穿起裤子，连裤带也没系，俩人就一前一后，飞一般地逃走了！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懵懂无邪的孩子，他们是怎么想到做这种事的？他们的性启蒙，除了“过家家”，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在乡村，他们接触不到有关色情和两性的刺激或暗示，顶多，他们只能看到一些动物的交配情景，比如公鸡母鸡、羝羊母羊、或者公狗母狗……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能这么早就萌发性的念头，他们的性知识从何而来？

还有一个炎热的中午，我的羊群在树荫下乘凉。周围是密密的白杨林。我躺在地上，准备看当天借来的《茶女》。忽然，我感到身边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它像树叶摇动，又嫌太闹；像小草低唱，又嫌太静。我便一骨碌坐起身来，环视四周。当我极为清晰地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一下子又像受了电击一般——在距我不足十来米的地方，一个半大少年，他是我以前的邻居，比我小五六岁，不过十三四岁。他正全神贯注、不厌其烦、兴趣极浓地站在一头黑驴后面，两手抓着驴的屁股！黑驴不时往前走动，他也亦步亦趋地跟着，慢慢地，到了一处沟坎跟前，驴无路可走时，他便从裤裆里掏出那小玩意儿，急切而忘我地，在驴尾下直蹭……

当时我一动不动，屏声静气。我怕一出声让对方发现，就装作没看见似的，迅疾躺在地上装睡。

过了一阵子，等邻居小孩赶着黑驴走远了，我才慢慢坐起来。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感觉到羞愧和难过。我不知道怎么了，觉得自己掉进深渊一般无法自救。

多久了，我都不敢将此事披露他人。我只是觉得这些孩子，他们在没有任何参照和引诱的环境里，竟然能懵懂地、自发地，为本能的生理需要找到一条崎岖的畸形之路。

当然，我也不敢说自己有多么干净和清澈。在刘嫂薄薄的衣衫下，我确实探寻到一个异乎寻常的温暖世界。在刘嫂跟我扯那些忽明忽暗，实则一个“性”字了得的闲话的时候，我也是被浑身的燥热包围着。她比我大十几岁，是个有男人的女人，但我抚摸着她雪白的肌肤，亲吻着她身体最敏感的部位，完全不知道自己已被滔天的巨浪掀翻在沙滩上……

我只想守望，守望夜半风凉。

压抑与空虚越持久，积蓄也越丰厚，越容易造成一个人萌生出自觉觉醒的社会性思潮。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创造高度文明的人类关系，而不屈从于现存文明对本能的压抑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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