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陛下。但是开放海禁绝对不是赔钱的买卖。南宋高宗末年，仅市舶收入一年即达两百万贯。元朝前期，一年商税折银一般在四百五十万两左右，其中市舶收入占极大的比重。我大明建国初年商税只有二十几万两，跟农税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那袁爱卿你说一说，为何太祖皇帝不多收海商税啊？”

“回陛下，一部分原因是我大明建国初年尚属于休养生息的时候，商业并不发达。另外宋代有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财政负担重，而疆域狭小，农业税收有限，需要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税收来补充。太祖皇帝实行军屯，规模庞大且行之有效，因而太祖皇帝时的财政不需要负担军费的支出。正因如此，太祖皇帝才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我大明疆域远比宋朝广大，所以农税也比宋代多得多。我大明官员的数量也不像宋代那么庞大，官员的俸禄也比较低。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的税收即可维持，不需要依靠海贸的税收。”

“朕明白了，既然有海禁，不早就应该没有海商了吗？”

“回陛下，虽然有海禁，但是私下的海上贸易一直在进行。直到正德年间，武宗皇帝虽然有些荒唐，但是也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市舶司正式有了税收。正德年间的抽分法，对贡使的附带私物抽十分之二的实物税。后来对大明海商也渐渐的照此办理。因此海禁虽未明令废除，但实际上已网开一面。以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为代表的一部分开明官僚认为，私人海外贸易百法难防，无法禁绝，不如因势利导，放宽海禁，承认私人海外贸易合法，从中可以征收较多的商税，增加财政收入，补充军饷，弥补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也有保守官僚反对，比如说当时的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他就反对抽分。”

“那也就是说，海禁从正德年间就是子虚乌有了？”

“也不是，正德以后，嘉靖年间海禁政策变得更加严厉。甚至连沿海捕捞鱼虾、贩运米谷也在禁止之例。当时所施行的《嘉靖问刑条例》有关海禁的量刑标准比明初的《大明律》更为严峻，如携带一般违禁物下海，由杖一百变为充军。这些做法彻底断送了东南沿海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不能做海商，东南沿海的老百姓就选择勾结日本海盗做倭寇谋生。朝廷派朱纨去清缴海盗，朱纨对海盗取得了双屿大捷的胜利。朱纨厉行海禁，打击海商，却也因此得罪了浙闽地方势力的利益。他们对于朱纨的种种措施或消极抵抗，不予合作，或暗潮涌动，诽谤构陷。后来竟逼得朱纨自尽，朱纨之死虽然是个悲剧，但是也说明堵不如疏，厉行海禁并不能使东南近海之地平静。后来习惯跟着倭寇烧杀掳掠的百姓，再也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也就引发了更大的倭寇之祸。”

“然后就出现了一代名将戚继光。”

“是的，陛下。戚继光戚将军在对倭寇的战役中飙发电举，屡摧大寇。但是真正解决倭寇问题的是隆庆开关。穆宗皇帝即位不久，就按照福建巡抚涂泽1民的建议，下令部分开放海禁。私人海商贸易正式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嘉靖倭患才得以平息，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像海瑞的孙子海述祖，他造了一艘首尾二十八丈的大船用来做海上生意。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有些私人海商的势力变得极其庞大，开始对海上贸易产生垄断。还有一部分海商喜欢逃税，这是微臣在做苏州推官时发现的问题。微臣以为只有严格管理海上贸易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那么，怎样才能严格管理海上贸易呢？”

“多开放几个港口，多发行船引避免垄断。再就是发展一只强大的海军，就像郑和船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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