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拖累其他人，刘继荣让张国安把自己丢下，并写好一封遗书，拜托对方如果有机会，就转交给自己尚未过门的未婚妻。但张国安表示红军从来没有抛弃战友的先例，于是安排两名红军战士把他送到附近的一户土着照顾，并表示这次任务只需要十二个人，之所以找来这么多，是因为考虑到很可能会减员，所以少了刘继荣也没关系，让他好好养病，等任务完成后再回来接他。

于是刘继荣便留下来开始养病，但直到一个月后痊愈也没等到张国安来接。他和两名红军战士又等了两个多月，依旧没等到人来，只好离开青藏高原回了陕西。

回来后一打听，刘继荣才知道当初去执行任务的人一个也没回来，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再提起张国安的名字时，人人无不讳莫如深，甚至连任务本身也成了秘密，除他自己和那两名红军战士竟没一个人知道，所以也不清楚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更让刘继荣懵台的是，那两名战士很快被下了封口令，他也受到警告严禁再提这件事，否则立刻枪决。但刘继荣清楚地记得执行任务时有红军作战队保护，也就是说这次任务开始时应该得到了红十五方面军高层的首肯，但现在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出于对张国安的敬重，刘继荣虽然嘴上不再提，但决定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至少得知道他们这些人到青藏高原去干什么了，然而天不遂人愿，此时已经到了1936年秋，日本侵略者军队调动频繁，入侵华北的野心已经写在脸上，战事一触即发，民间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彻底被红军打懵圈的张学良为了自身利益，决定顺应形势，联合杨虎城开始和红军高层密切接触。红军方也从集中力量抗日救国的角度出发，想借张学良联络上蒋介石，打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破口，是以两方的关系大为缓和。

因此刘继荣回到陕西不久就被放归东北军，失去了调查的土壤。没过多久，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妥协，抗日统一战线宣告成立，但蒋介石转过头来又撕毁了协议，还将张学良软禁了，其旧部也被分化瓦解，刘继荣随一支东北军被调到了南京附近，更是无从查起，紧接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他也没时间再去调查，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

其后战事吃紧，刘继荣的日记中便没有了和张国安相关的内容，直到三十多年后，刘继荣在香港站稳脚跟，去找过留在内地的家眷，提到一句：“数人皆无功而返，但几经查探，侥幸得知国安长眠之地，也算不枉，只恨无暇亦无路探之，吾心甚憾，望国安悠悠忠魂，及长安长乐之所。”

又过了二十来年，刘继荣病重前夕，落叶归根之心日重，又提到了一次张国安，“国安吾兄，弟病疴日渐沉重，但归乡无门，昔日故友亦皆不得见，兄却得以与众同袍连排并葬，羡煞，羡煞。”

刘继荣最后一次提到张国安，是在自己弥留的前几天，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写日记，“弟自知大限已至，万事皆无挂念，唯有一惑难解，兄当年深入西原腹背之地，所图何为？所行何事？忆及往昔，弟尝恨不能与兄一起前往，憾，憾，憾。”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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