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想起来了，记得上大学的时候组团还去那儿旅过游，一个人三天两夜居然要了800块，现在想想，八成是被那该死的辅导员吃了回扣了。”想到这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嘿，您也上过学？敢问您师从何处啊？”他的眼睛突然像遇到知音一样亮了起来。

“我是在......”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提那个烂学校，毕竟只是个不知名的二本，也就说是在上海上的学。

“上海呀，我说呢，您这普通话也忒标准了点儿吧，那儿的洋人是不是特别多啊，一看您就是见过世面的人。可惜了，上海落到日本人手里了。”他说着说着突然伤感起来，我不明白什么情况，但也没有再追问。倒是那个孩子样的人突然眼睛发光一样的凑了过来。

“你比我大吧，那我叫你哥吧。哥，趁着现在没事给我讲讲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呗。”那个孩子样的人问道。面对突然出现的自来熟，我也不好意思不理他。就随便想了几个地方一说，他则一直在说“还有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让我颇为奇怪。

聊了一会儿，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人叫胡广仁，26岁，北京人。当时的北京还是叫做北平。学生出身，战争爆发后跟着学校的师生逃到太原，后响应重庆政府号召，加入了中央军，本来因为文笔好，被调到司令部当文书，后来前线死的人多了就又被调回到了一线。因为一直戴着眼镜，人有五官，他有“六官”，所以就被人起了外号叫六官。

这个年纪小的叫董一熊，16岁，河南焦作人。自幼无父无母，一直跟着奶奶长大，6岁时奶奶病死了，被当地地主捡回家当童工；后来就一直在地主家打杂放牛。三年前，军队的人来抓壮丁，地主给了当官的一点儿好处，用他顶了自己儿子的名额。虽然名字里有个熊字，但人却长得精瘦，所以大家都叫他二毛。

而最开始的这个大叔叫王家富，46岁，山东德州人。十几年前跟着大流闯关东，在吉林城里开了间杂货铺，并娶了媳妇生了儿子，生活整体上还不错。可惜好景不长，918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全城，并开始了大肆屠杀。有一天他进货回家，发现自家的杂货铺连同老婆孩子被日本兵用大火烧成了灰烬。愤怒加绝望的他便加入了东北义勇军，打打杀杀到现在已经有五六个年头，可谓是身经百战，是这个排的排长，大家都叫他老爹。这个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事。因为我和二毛和六官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擦枪。但此时的我最关心的依然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了，我看你们的打扮，你们是在拍戏吗?”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他们的穿着，头顶棉帽上的青天白日的帽徽最为显眼，而身上穿的灰黄色的棉袄已经脏的发黑了，肩上绑的棉布袋里空空如也，脚上穿的布鞋也是脏兮兮的，有的甚至破了洞露出了脚趾。要不是他们怀里都抱着一把中正式步枪，还真难看出来他们是士兵。

“拍戏？拍什么戏？”那个中年男子突然的说道。

“就是拍电影啊，别逗了，各位，你们是哪个抗日剧组的？要不就是某个不知名电视台搞得整蛊节目，我说的对不对？”我尴尬的笑了笑，但即便是如此，也无法解释我是怎么从28层楼的楼顶摔到这里来的。

“你说是演戏？这要真是演戏那就好了。”老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去，去，站起来看看你身后，看看是不是在演戏。”

我疑惑的站起来，发觉四肢已经冻的的发麻。我慢慢的探出头向外望去。此时已是破晓，红色的阳光把远方的大地照的通红，隐约看见地面有密密麻麻黑色的斑点。我揉了揉双眼又仔细看了一眼，顿时全身的血液就像要炸开了一样，充斥到了全身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那是人！或者说是人的尸体，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一直憋着不敢吐出来。我瞪大眼睛望着前方满山遍野的尸体，地上、石头上、树上到处都有。有完整的，也有不完整的。由于天气的寒冷，在树上的尸体流的血液已经凝固成了长长的血柱，而地上的尸体则混做一团，分不清哪个是头哪个才是脚。死者的头发和衣物在寒风中猛烈地撕扯着，而我的神经也在风中剧烈地抽搐着。

老爹走到我身的后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吓的我猛得惊坐在地下，他弯下腰，笑了一下说：“你还觉得这是拍戏吗？”

我抬头看着这个面如冷霜的人。

“不，这里是地狱。”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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