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辽东局势瞬息万变，至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奴儿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遂正式与明朝决裂。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奴儿哈赤突袭抚顺，四月二十一日，奴儿哈赤佯退所部之军队，引诱明军深入后夹攻之。结果造成副总兵颇廷相(?~1618)、游击梁汝贵(?~1618)相继战死。七月二十二日，奴儿哈赤围攻清河，虽有游击邹储贤力战，最后清河仍失陷。

三个月之间，辽东边墙第一线的重要堡垒接连丢失，辽东的局势对明朝而言，将更为严峻。

进谏

此时，正为神宗“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态度而头痛的方从哲，亦倍感边事日重，故曾经奏言:「军国重事，断非病夫绵力所能承担，兹者边报纷纭，日繁圣听，如臣寡昧，何能运一筹、决一策，以纾九重霄旰之忧。」希望能够去位让贤，并以补阁臣、补大僚、补言官、发帑金四事以请，然而奏疏均为神宗留中。

不过面对为难局势，神宗还是有所振作。毕竟此时形势已无法让他无为而治下去。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兵部召开的九卿科道会议后，杨镐成为辽东经略，其余大员也陆续诏用。包括「诏总督侍郎汪可受先出关，代李维翰驻辽阳，保定抚臣驻易州，御史陈王庭代杨一桂巡按辽东，以废将李如柏总辽镇兵，及征废将杜松屯山海关，刘綎、柴国柱等赴京听用。」25

不过主要佐理杨镐弭平奴儿哈赤的将领，分别为李如柏、杜松、马林、刘綎等四员。

兵力方面，虽然已接连损兵折将，但“主客兵丁，各四万有奇“，不久川陕强兵相继援辽，总兵力达到10多万(一说13万)。建州叛军方面，总兵力10万有余，战兵大约4万人。明军似乎占有一定优势。

虽然如此，但明军将领离心，上下解体;军饷欠发，兵多虚报;器械不修，情报外泻，可谓隐患重重。

举例而言:当时杨镐的计划，交众人先商议然后定，以至于邸报上竟白纸黑字写出“xx将率大兵xx万，从xx出师，往xx地方“，虽然在己方实力上或有所夸大，但是总体计划暴露无疑。以至于当时并不参与机密的徐光启(正遭讦，称病去职，屯耕于天津)也能看到，还写信给朋友称敌人必然将四路大军各个击破，“当之者必杜将军也“(4)。其他可知!叛军不用像有的书上记载那样由杨镐或李如柏小妾告知，就可以轻松得到情报，制定相应方略。

结果自不待言，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九万大军兵出边墙，围攻赫图阿拉。之后双方爆发萨尔浒战役，明军被各个击破，88550余名出阵官兵损失46000余人。随征的朝鲜军全军覆灭。

至此，全国震动，方从哲的上书称“自有辽东警报以来，大小臣工无不骇愕，而民间尤甚。加以山海关，又有虏报，人心愈益恐怖，讹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率多，携家避难而去，且迩来四方饥民就食来京者，不知几千万“。350万两白银的军费，也随着战斗的失败打了水漂。

其后，经过方从哲等人会推，楚党人士，东林在言路的死敌之一，曾任辽东巡按的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局势逐步稳定。

折叠边事之战的影响

方从哲在此次会战过程中，本来称病在家。他对于这次作战的影响，主要有二:

1、请发军饷。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至于应军饷的具体数量，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廷臣会议辽事时，「先议粮饷一百万两，太仓、太仆、工部合得五十万两，此外五十万两，不能不仰望于内帑。」为此，首辅方从哲曾奏请神宗:发内帑银五十万，共成百万，以充援兵之费。此但为一时防御计，未尝议及大举也。」故当时筹措军饷，以达银百万两为目标，尚勉强能充援兵之费。然而当时国库缺饷，黄克缵在〈与阁下方相公〉，信中曾云:「南都积贮无几，而户、兵二部借至三十五万，几于倒藏而出矣，南户部此时仅银二十三万余两，借出二十万，则旦夕之间，无银给军。」

而当时神宗暂发帑金十万应急，从哲认为神宗所发帑金十万之举，虽人心感激，然杯水车薪，希望再拨内库盈余，以应军需。然神宗随即传谕内阁以内库不足，予以拒绝。其后方从哲虽屡疏奏请发帑，甚至亲赴宫门求见神宗，仍然不得见。

2、催促进兵。

当时一线将领多认为准备不够充分。但是朝议时唯恐用兵过久，影响国家财政，希冀速战速决。而赵兴邦等人，又不知用兵之法，因此发红旗促战，且方从哲写信催促杨镐，于是双方大战提前展开。

这一点历来为人诟病，加上此后从哲力保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引发东林众人攻击。但是考虑到当时财政的困难(见上文1、请发军饷)，这一点也是无可奈何的行为。

然而无论如何，辽东的失败方从哲作为当局宰相，不可能不负责，因此他一度引咎，但再次未获批准。此举遭到了更大规模的攻击。方从哲的声望，开始大大下降。

党争风波

折叠后院起火

万历四十六年，就是抚顺失守的那一年，也就是党争大乱斗高潮前一年，方从哲意外后院起火。他的长子，大明尚宝局丞(荫官)方世鸿被牵涉入一宗杀人命案。

方世鸿是方从哲长子，他因父得一闲官，不学无术，沦为一京城浪子。在狎妓时牵涉入妓女坠马身亡事件。因此被巡城御史弹劾而撤职。当时人们传言妓女是被他打死的，因而议论纷纷。

方从哲「以子世鸿，被西城御史薛贞(后附阉党，为刑部尚书，崇祯时坐阉党处死)，以地方人命事参论。」欲引咎辞职。

神宗谕之曰:卿子以诖误被参，既经相验的系马惊跌伤，供证甚明，非因殴毙。着法司从公理问，方今国事殷繁，阁务重大，倚毗方切，岂得以子情，引咎求去。夫朕眷倚至意，卿宜仰体朕衷，速出入阁辅理，以成君臣泰交之义，不必再有托陈。

故从哲继续留任。但此事使得他的形象受损，威信大大下降。

此事与辽事作为一个标志，象征着在万历四十三年救济山东大饥荒时达到鼎盛的方内阁威望，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折叠被卷入党争

方从哲本来是一个下野老夫子，似乎不应该牵扯进党争。但明末党争酷烈，他也不能幸免。

当时沈一贯在位时期组织的“浙党“集团仍然存在，并在攻倒李三才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从而使得东林方面的形势恶化起来，令叶向高不安其位，才会急于辞职。但是交换条件却是推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在野老夫子方从哲出来主事。

但是尽管方从哲勉强想保持中立，但形势的变化让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陷入党争的旋涡。当时言官行径跋扈，对于方从哲的批评十分严厉，尤其票拟一事，不论是扞卫票拟权的态度，或是票拟的内容，均遭言官予以论劾。在这种情况下，方虽然力求公允，但是也不得不依国子监靠自己的“党人“来维持基本的统治权。实际上深陷党争的泥潭，无法自拔。

方从哲虽然起初属于无党派人士，但他曾任国子监司业、祭酒，门生众多，因此自然极容易运用师生间的人脉关系，来建立起政治网络。实际上，在他出山以前，其门人，担任给事中的亓诗教就已经组织了齐党。由于亓资历较浅，为了能够达成扩张势力，就力推从哲出山。

叶向高《蘧编》曾记曰:“赵公(赵世卿)既(因为“楚宗案“中死保浙党沈一贯而)去，齐人多咎余(叶向高)。而亓君文，中涵方公(方从哲)之门生，姚给事中永济私语余，亓君意无他，但欲启其座师耳，座师用，则自解矣。余向极力推毂方公，不得请。其后方公起家吏侍，副余主考至大拜，而亓犹攻余不止，盖必欲方公居首揆耳。当亓、吴疏上，余引咎求去。“这时是万历四十年，亓诗教希望重启里居山林已久的方从哲，藉由他们之间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在政治上可互为奥援。而诗教在从哲任阁臣后，依然批评叶向高如故，主要是想让座师方从哲，取代叶向高，进而担任首辅一职。

历来人们都说从哲是浙党，其实尽不然，他久居京师，除了门生外，主要组织顺天人为自己的人脉网络。而沈一贯的“浙党“比如赵焕等，则盟友而已。

万历四十三年，神宗用赵焕为吏部尚书，采纳赵焕的意见，各部各任命侍郎4人，又考选补充给事中17人，御史50人，言路称盛。但东林仍然肘制一切，主要原因除了与浙党的旧恨以外还有“庚戍之榜(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待遇差别的问题。盖同年进士皆大才之人，而周永春、韩浚因是齐人，入“齐党“而大用。其他数人亦“急于富贵“(夏允彝语)，因而不满，转投东林为骨干(如钱谦益)。

折叠清洗东林

因此，到万历四十五年，三党结盟达到高潮，于是决定彻底清洗东林。

自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开始，东林就开始利用京察清洗异己。当时吏部考功司的郎中东林元老赵南星竟然公开宣称:“内察之典，六年一举，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皆于此时。以言者之意，就当俎者之意，如诗之断章，各取所求。“

东林如此做派，当然要自食其果。

“丁巳察典，部院大臣之秉成者，郑继之、李志也。“郑继之是当时的吏部尚书，而李志则是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事。此外主察者尚有考功司郎中赵士谔、吏科署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掌河南道印御史韩浚。

吏部尚书郑继之，文秉的《定陵注略》中曾云:“郑继之楚人也，时楚方与浙、齐合，故掖县(赵焕)去，而特拥戴郑继其位，郑之烈焰较掖县更为甚矣。“

而另一位掌主察者，河南道掌印御史韩浚，则被归为“齐党“。由于两位主察之大吏，均有鲜明的党派背景，因此京察还未开始，门户互持的态势，就已十分明显了。

结果当然是不问可知，自兵部尚书王象乾以下众多官员受到调查，太常寺少卿丁启浚、礼部署部事右侍郎孙慎行等东林要人都被处分或逼走。东林党几乎被从朝中一扫而空。

然而由于劾及浙党的一些干将，齐党、浙党之间也是渐行渐远。齐党的行为，过于露骨，引发许多中立人士的反感，使得自己逐步被孤立，为东林用汪文言策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系列残酷党争中，方从哲居首辅，仍然欲调和双方。如会推阁员的风波中，三党内讧，左光斗等东林与楚党结盟反攻齐党，两方的互讦，均归责于方从哲。当此关键时刻，从哲仍然奏辨:“愿诸臣各捐成心，共扶公道，乞将前后奏章，勑下部院，虚心详勘，分别是非。“

虽然一直居中秉公，端平行事但从哲因与亓诗教的密切关联，立场逐渐已受到了大家的公开质疑。

不过考虑到方从哲的性格和当时他权威的低下，他也未必能够阻止党争的发展。

叶珍在《明纪编余》曾言:

“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神宗)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辈，称为当关虎豹，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寝不发。旧台省更得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矣。“

叶珍的话虽然偏颇，但也道出方从哲执政之时，首辅权轻的情形，也因此使朝政由言官所操持，而从哲要勉强维持朝廷，也不能不与这些言官互为奥援，迁就他们排斥异己的行为。

万历回想到这里，开口言道：“首辅真是书生意气，想那建奴虽居偏远之地，但因其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渔猎无状，弓马娴熟，人人练就一身好武艺，且悍勇无比；反观我大明，因朕多年不朝，文武官员尸位素餐，边关武备松驰，战力低下，百姓耽于享乐，国事大坏，以至建奴有可乘之机，但其不臣之心并非朝夕而至，倘若没有几成把握安敢如此悖逆，大家先来听听国师之言，顺便告诉诸位，国师具备千里之眼，万里之耳，可以将详细军情打探清楚，有劳国师上前讲解。”

“是，陛下”灭绝国师出列上前：“启禀陛下，臣早已打探清楚，建奴因常年渔猎，奔走于穷山恶水之间，孩童8岁就开始骑射练习，否则必遭同族轻视，民风彪烈，悍不畏死，且日常饮食多为牛羊等物，体魄强健，有传闻：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意思是女真人如果超过万人则天下无敌！反观我大明将士，因位卑言轻，且士卒经年食不果腹，饥肠辘辘，毫无士气可言，战力低下，5名士兵的战力抵不上一个建奴的白甲兵！”此言一出，满殿哗然，众大臣纷纷摇头，无一相信，有人尽出言斥责，要不是看到国师刚才神武的表现，早就抡拳相向了（明朝文官最爱打架，以前发生过一起锦衣卫头子被文官活活打死的真实事件）。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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