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臧将自己的侍卫长金奎发提拔为总兵，派去西贡训练新军，让沉诚的儿子沉匡国担任侍卫长，留在身边教导。壮志未酬身先死，朱克臧总觉得自己欠了沉诚很多，对沉匡国大力栽培。好在沉匡国聪明勤奋，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速度很快，没有辜负朱克臧的苦心。

王府仪卫扩充到了五百，很多都是勋贵子弟，是朱克臧的后备军官训导营。

明军的强势回归，让中南半岛诸国震惊不已。

阮福濒很头疼，近来会安港华商从明国各地购入的商船对于阮越来说几乎可称之为战舰，最小的商船也有大炮三四门，而阮越战船每艘不过设大炮六门而已。

阮福濒禁止此类商船进入会安港，华商只好在琼州交接货物，再雇佣安南船运至会安。华商对此非常不满，而且大炮多了，脾气也日渐增长，大明客庯的华商会长直接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抗议信交给翁该艚（艚司官员），称他们给安南的税收应该减少，因为其他花费多了。

艚司该艚连连上疏，称明军巨舰经常在周边出没，望之似山般高大，载兵员数百人，巨炮森然几十尊，十分可怖，甚至远胜荷兰人的大型盖伦船。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盖伦船阮福濒是见过的，已然令人望而生畏，而从该艚惊恐的口气看，明军战舰更是庞然大物。

阮越战船是请葡萄牙造船师帮忙造的，两百多艘，数次击败郑越水师，原以为高枕无忧了，没料到明朝这身子已经入了土的怪物又一次展示了它的强大实力。

阮福濒对汉人没什么恶意，也没什么感情，他自家祖上就是福建人，但现在只会当自己安南人。

永乐帝征服越南后，广设学堂传播儒学，希望唤起三百二十万华裔的同族情感，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明朝统治不够深入，时间也不够久。永乐前越南就是儒教治国，并不影响其族群意识形成。

几大文明里，儒家文明同化力是最弱的，信了这套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中国人。

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元代汉奸文人许衡对此断章取义，忽视“诸侯”二字，篡改儒家理论，为元主天下张目。

孔子的时代，“诸侯”仅仅是诸夏贵族，即使被调侃为蛮夷的吴国也是姬姓，越国是姒姓。而新近出土的《清华简·楚居》则更加详细的记载了楚国从中原迁徙到郢都的过程与中间世系，证实了楚国先祖确如满怀牢骚自称“我蛮夷也”的楚武王所说，最初封地就在商王畿附近，后来任周文王之师，根红苗正的老牌核心贵族。

赫赫楚国征服诸蛮，为华夏拓地五千里，请求周天子升爵位，却没有得到许可，楚武王大为愤慨，自立为王作为抗议。数十年后，齐桓公发联军征讨楚成王的理由是进贡不利，没有尽到诸侯责任，说明当时还是没人真把楚国看成蛮夷。征讨蛮夷是昭昭天命，周朝国策，根本不需要理由。

自称姬姓的中山国因为没有血统筹码，不被纳入诸夏，死活得不到周天子册封，最后灭族。

周朝的华夏概念，更接近于以周天子为核心，原始炎黄五帝部落联盟后裔形成的一个政治血亲封建互助联盟。当时诸夏之间还有替换的代称，那就是兄弟甥舅。诸夏更看重血缘，反而在文化上并不十分统一。

异族能为诸侯，华夏的定义走向文化，是汉朝儒家发展之后的事。

诸侯定义扩大化，极端排外的孔子理论反而给了诸夷入侵中国理论支持。

这就是华夷之辨的漏洞。

明朝覆灭，日本朝鲜越南纷纷觉得自己是“华”，而清廷治下的中国是夷狄。甲午战争时，日本打着“同文同种，尊王攘夷，反清复明”的旗号，其讨清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获得了汉人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

越南征讨周边诸国诸邦时也打着“用夏变夷”的旗号，强迫被征服土着着汉服，起汉姓，然而这个“夏”指的是越南。

现代分子人类学也证实了，汉人的父系血统很纯，意味着汉人的扩张只是血统扩张，而非文化扩张。

文化扩张造就的群体，因为皈依者众多，父系血统反而很杂。

明帝国可以军事征服诸国，但接下来如何保住胜利果实才是最艰难的事，必须要赶在18世纪末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掀起之前将所征服地区彻底同化，避免出现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的悲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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